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与适用
郭山珉
[摘要]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原则上要求在审判中排除传闻证据，证人证言须在法庭上接受检验，只有在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庭外陈述。简言之，即传闻证据一般不具有可采性。传闻证据规则是排除一种证明手段的规则，不是排除事实的规则。对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证人不愿作证、审判中大量使用书面证言的问题，该规则具有可借鉴的意义。
关键字： 传闻证据；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例外；证人作证
我国学者在传闻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关系上有个逐渐理解认识过程，早期有的学者认为传来证据就是传闻证据，还有的认为传来证据又称传闻证据，是原始证据的对称。在形式上二者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实质不同。一是含义不同，传来证据是大陆法系采用的一个概念，是指原始出处以外的其他来源获得的证据。而传闻证据是英美法系国家使用的一个概念。传闻证据是指不是由陈述者在审判或者听证中作证时作出的陈述，在证据上将它提供来证明主张事项的真相。二是判断标准不同。传来证据仅以证据是否是从第一来源直接获得的为标准。而传闻证据强调以法庭审判为中心，凡在法庭审判外提供的证言，均属传闻证据。三是证据的范围不同。传来证据不仅包括言词证据，而且包括实物证据。而传闻证据仅限于言词证据。四是运用规则不同。我国对于传来证据没有制定专门的证据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尽量收集和使用原始证据，在原始证据难以收集或者遭到破坏时 ，传来证据经过查证属实，也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传闻证据是排除规则，即法庭原则上应当排除传闻证据的使用，只在少数例外的情形下，才会被采信。
一、传闻、传闻证据、传闻证据规则的法律语义解析
传闻，在日常的语义中是指“辗转流传的消息”（据《高级汉语大词典》），相当于“风闻，谣传，道听途说”（据《现代英汉词典》）。作为法律用语的传闻一词来源于英国判例法。“传闻”一词是作为证据来源意义上讲的，一旦作为证明方式提出，即为“传闻证据”。当然，这里的“证据”并非在“查证属实的事实”的意义上使用，而是作为“证明材料”或“证明的根据”来理解。
传闻证据，根据美国法学家华尔兹教授的的表述定义是指：“在审判或听证的证人以外的人所表达或作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其所主张的事实是否真实的，一种口头或书面的主张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主张的非语言行为。” 依此定义，传闻证据应当包含这样三层意思：一是传闻证据的形式可以是口头的或书面的陈述，也可以是意图表示某主张的行为。二是由在法庭上作证的证人以外的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三是作为证据被提出，以证明所主张事实的真实性。这一点尤为关键，也是诸多学者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所以，要判断一项证据是否为传闻证据，一条比较简单的规则就是明确提出该证据的目的什么，是为了证明某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例如，证人在法庭上说：“2003年11月15日，被告人对我说，‘上个星期我去上海出差了’。”如果证人提出该被告人曾经说过的话是用来证明被告人2003年11月15日前的一个星期确实在北京，那么它就属于传闻证据，如果他的转述这番话只是想证明被告人在2003年11月15日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传闻证据。再如，当证人的庭前供述和当庭陈述不一致的时候，庭前的陈述往往可以用来作为弹劾证据使用，目的是为了表明证人在先前的程序中曾经说过那样的话，而不是为了证明当庭的陈述为真，所以也不是传闻证据。可见，传闻证据有三个特点：（1）是以人的陈述为内容的陈述证据；（2）不是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亲自到法庭所作的陈述，而是对感知事实的书面的或者口头形式的转述；（3）是没有给予当事人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机会的证据。
传闻证据规则，又称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其概念含义正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2条规定：“传闻证据，除本法或联邦最高法院依法定授权制定的其它规则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外，不予采纳”。
二、两大法系传闻证据规则之异同
英美法系认为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理由在于传闻证据具有不可靠性，这是因为；第一传闻证据不是证明事实的最佳证据；第二传闻证据几乎都是未经宣誓作出的；第三陈述者如果不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那么陈述者将无法接受交叉询问，因而法庭也无法证实该陈述的真实性。第四法官和陪审团将没有机会观察陈述者进行陈述时的举止。传闻证据由于缺少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因此传闻证据存在虚假的风险更大。近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闻证据的可靠性亦在不断提高，因此，许多学者对传闻证据规则提出了质疑，提出了缓和适用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新动向。如美国哈拂大学内森教授认为，传闻证据规则是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公众对裁判的接受具有行为上的示范意义。因为，如果人们观察到被法律权威人士采用的程序是公正的，那么他们更愿意服从法律。另一方面，放弃证人出庭作证将会破坏公众对裁判的可接受性。还有的学者提出在刑事诉讼中，传闻证据规则体现参与价值，保护了个人的尊严价值和平等价值，有助于形成一个对控诉权进行控制的机制。
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传闻证据规则，但是普遍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而从直接言词原则的内涵和基本要求看，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根据德国学者对直接言词原则的解释，在法庭上提出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诉讼各方对证据的调查应以口头方式进行，如以口头方式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任何未经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为了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普遍强调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等都必须出庭作证。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传闻证据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均要求证人等亲自出庭作证，但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法官在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中的主导作用，因此，直接言词原则侧重于证人亲自出庭在法官面前进行陈述，以便保证法官接触到最佳的证据。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强调当事人双方以平等对抗的方式来推动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因此，传闻证据规则侧重于证人与当事人面对面，以便接受当事人的交叉询问。
三、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
传闻证据规则否定了传闻证据的可采性，但如果严格地排除所有传闻证据，显然对查明案情不利。所以，必须对传闻规则进行一些限制。英美证据法学界认为，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情形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可信性和必要性。
对传闻证据规则例外规定的典范无疑是美国1975年生效的《联邦证据规则》。在该法的第803条和804条规定的传闻证据规则例外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无条件的例外，陈述者能否出庭作证不具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原陈述者可“不必”出庭作证（第803条）；第二类为附条件的例外，原陈述者“不能”出庭（第804条（b））。第一类例外有23种：（1）陈述者当场的感觉印象；（2）激奋言词；（3）陈述者当时存在的精神、感情或身体状况的陈述；（4）出于医疗诊断或治疗目的而作出的陈述；（5）被记录的回忆；（6）关于日常行事的活动的记录；（7）公共记录和报告；（8）重要统计记录；（9）缺乏公共记录或记载；（10）宗教组织记录；（11）婚姻、洗礼和类似的证明书；（12）家庭记录；（13）反映财产权益的文件记录；（14）文件中影响财产权益的陈述；（15）在陈旧文件中的陈述；（16）市场报告、商业出版物；（17）学术论著；（18）关于个人或家庭历史的名声；（19）关于边界或一般历史的名声；（20）品格方面的名声；（21）先前定罪的判决；（22）关于个人、家庭、或一般历史、或边界的判决；（23）其它例外。第二类例外有五种：（1）先前证言；（2）临终陈述；（3）对己不利的陈述；（4）关于个人或家史的陈述；（5）其它例外。对于上述例外，不适用传闻证据规则加以排除。①
四、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
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单独的刑事证据法典，有关刑事证据的内容散见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当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刑事证据规则只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补强证据规则，没有明确规定传闻证据规则，但是对证人作证规则在某些方面体现了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精神。例如,《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规定，除了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之外，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可是在同一部法律的第157条却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一条是以宣读证言方式代替证人出庭的法律根据。这一规定表明了证人作证方式的可选择性，可以出庭作证,也可以用书面证言。这其实是否定了第47条的规定，因为第47条的用语是“必须”，是没有选择的。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明确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审查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为传闻证据的采用提供了方便之门。
总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出庭作证采用的是宽泛而笼统甚至有些相互矛盾的规定。
五、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确立现实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从刑事诉讼模式的运行程序和效果来看，成绩是肯定的，特别是在庭审改革方面，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确实是以对抗式审判为参照的，而且在实践中也一直沿循着增强对抗的改革思路。对抗式的庭审需要对抗性的规则。证人作证制度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设置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应有的规则，已经是“四面楚歌”。可以说，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书面证言大行其道就是我国缺乏传闻证据规则最典型的症状之一。当前，传闻证据规则对我国诉讼制度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如何抑制书面证言的恶性膨胀，如何促进证人作证，实现庭审对抗式程序的基本功能。根据笔者在南京地区的调查了解，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很多法院的证人出庭率尚且不到1％，使得庭审制度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几近失败。从审判改革的宏观背景来看，传闻证据规则在诉讼中的确立，乃是一个机制协调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以我国的诉讼结构和诉讼目的为考虑因素，结合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在平衡公正和效率的诉求下，以司法改革为切入点，围绕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必要建立适合我国刑事诉讼实践的传闻证据规则。
（一） 法律修改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于审判外所作的口头、书面陈述和带有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是传闻证据，除法律有规定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也就是说，对于传闻证据，原则上应当排除。
尽可能地使证人出庭是传闻证据规则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所有证人都出庭作证却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首先，证人出庭作证的成本太大，所有证人出庭的费用非目前财力所能承受；其次，所有证人出庭将使程序烦琐，诉讼拖沓，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再次，所有证人出庭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不能兑现的规定只能损害法律的权威。笔者建议，对案件重要事实和定罪量刑起主要证明作用的证人或者控辩双方对其证言真实性有争议的证人，即关键证人应当规定出庭作证。如果书面证言内容双方一致认可，对书面证言的使用双方均无异议，证人也可以不出庭。判断关键证人作证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否起“主要”作用，可考虑证人作证的内容是否涉及定罪量刑的基本问题、证人作证的内容与案件中其它证据是否存在矛盾之处。对于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能否采用强制到庭制度，笔者认为，证人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证人证言的特殊性，它要求证人必须亲自到庭作证，强制证人作证可以保证证言的获得率，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且，强制证人作证，对于拒绝作证者和潜在的拒证者有一种威慑作用，可以起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双重功效，当推行之。但要注意的是对证人而言，出庭作证并不能给他带来直接的利益，而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的判决结果也与证人无直接的关系。因此，单纯依靠传闻排除规则并不能形成证人出庭的驱动利益，也不能解决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以想象，即使在英美法系国家，离开了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补偿制度、证人拒证惩罚制度，传闻规则也难以发挥提高证人出庭率的作用。
（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第一，确立证人保护制度。只有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阶段给予证人以全方位的保护，才能免除证人的后顾之忧，使证人愿意作证。其中包括证人的人身权利和名誉权两个方面。前者包含生命安全和人身安全，应当把预防对证人的伤害放在首位；后者指在证人作证牵涉到自身名誉时，法庭应当为证人保密。这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中，司法部门有专门的证人保护项目，根据案情的严重程度和对证人的危险程度，在作证之前和之后，对于证人提供各种保护，如警察全天候守卫证人，甚至为证人更换居住地，更换工作，更换身份。在高度危险的案件中，证人保护项目是高度保密的，除了负责保护的司法人员以外，任何人都无法了解证人的行踪。
第二，确立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制度。对于证人的作证费用，如交通费、食宿费用和误工费应予补偿，原则上由国家支付。但应当制定一个统一的补偿标准(可以依据地方经济差异予以浮动)，以免买证之弊病。具体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或者在专门的刑事证据法或证据规则中明确规定，或在配套司法解释中规定。
第三，明确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证人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以外的证人必须到庭，否则可以对证人采取强制手段甚至加以惩罚。例如，对通知以后，证人不主动到庭可以依次采取传唤、拘传，如无正当理由仍然拒绝作证者，最终以藐视法庭罪进行处罚。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使证人义务真正得到落实。
（三）防止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自由化
鉴于我国的国情，不能采取“传闻规则的自由化”，而应当严格限定书面证言的适用范围，防止滥用。同时，严格拟定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情形：
（1）证人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时，可以提供书面证言，但应当事先向法庭提交身体状况的证明。
（2）证人因路途遥远或现居国外，无法在庭审日到庭提供口头证言的，经法官批准可以通过信函或电报方式提供书面证言，或者委托其它法院进行询问而作成笔录。
（3）经控辩双方同意采纳该传闻证据。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反询问权，而被告人同意采纳传闻证据，则意味着有反询问权的当事人已放弃其反询问权，原则上应当允许作为证据。但是，传闻证据并不因当事人的同意而自然取得证据能力，法官也有一定的裁量权。例如，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如认为双方同意提出的传闻证据并不具合法性的，如认为取得的过程有重大违法，该项证据仍无证据能力。
（4）在先前审理程序中作成的证言。如果证人先前陈述和庭上的陈述不一致的时候，证人的先前证言可以作为弹劾证据使用，在特别可信赖的情况下还可以作为实质证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