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全国法院系统第十四届学术论文研讨会三等奖

进退之间—
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原则的反思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毛德龙
论文提要：
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无论从立法来看还是从实务部门的实践来看都存在一定的混乱，一方面它似乎试图超越传统的理论窠臼，另一方面照搬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又似乎难以应对在诉讼现实中的复杂情势，本文正是针对这种进退维艰的状况力图探讨出一个适合中国现实并顺应世界潮流的新的理论构架。
一、概说
“无原告即无法官”这句古老的法谚形象的说明了诉讼当事人在整个民事诉讼中的基础地位，司法区别于行政的一个特性之一就是它的保守性或者说被动性，“不告不理”是我们整个诉讼过程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诉讼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何确定适格的当事人，或者准确的确定诉讼当事人的担当,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大而又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在司法改革、程序正义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研究热点的情况下，当事人的确定或担当理论较少引人注目。作为在司法实务界一个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笔者来说，深感诉讼当事人确定理论研究的不足和司法实务的混乱，在我所接触的无论是律师或者法官抑或当事人，他们在对待这一问题上，不是将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与诉讼法上的当事人混为一谈，就是对此知之甚少，这就使得在平常的司法实践中诉由与主体相矛盾，被告错误以及胡乱追加第三人等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到了不能不进行检讨的地步。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者是英美法系，无论其庭审模式是职权主义或者是当事人主义，两造听审的诉讼构造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当事人的担当理论却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世界轨迹基本上是两大法系逐步接近、程序法上的当事人与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人逐步分离的过程，我国的诉讼上的当事人理论却总是游离于主流学说之间，未形成一种具有说服力的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用的理论，进退维艰，而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脱节也是其症结所在。这种进程基本上体现在以下几种学说之中。

二、诉讼当事人确定的几种学说
要检讨中国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不能不对世界各国的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的发展轨迹进行反思。“谁是适格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上历来有几种学说：（一）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就是诉讼法上适格的当事人。这是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有相当影响的传统观点，这种学说认为，大陆法上的诉讼是一种规范出发型的诉讼，一般是先有法律后有裁判，程序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权利人实体法上的利益，能够成为诉讼当事人的只能是实体法上的权利人与义务人，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与诉讼法上的当事人是一致的，脱离实体法的纯粹的程序法上的当事人是不存在的。 （二）接受法院审判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当事人就是为解决其纠纷而接受法院审判的人。此种观点强调当事人与法院审判的关系，将当事人局限于诉讼中的原、被告。 这种学说虽曾有相当影响，但目前鲜有支持者。（三）纯粹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学说。在英美法系，其法律是一种事实出发型的法律，一般是先有具体的案件事实，由陪审团判定事实，由法官从具体的个案中去发现法律，因此，所谓的诉讼当事人只是诉讼法上的一项技术性的构造，只要是与案件有关的所有的具有法定行为能力的主体都是诉讼当事人。 英国学者柯恩在《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中写道：“按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诉讼当事人不必是利害关系当事人或合格的当事人。不合格当事人可能会败诉，甚至可能会被从诉讼记录中取消资格，但在此之前，他是诉讼当事人。”（四）关系诉讼结果的主要利益说 。在日本，当事人适格也称具有诉讼实施权， 谁具有诉讼实施权或者如何确定适格的当事人，学界在传统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诉讼结果的主要利益说”，这种学说更加重视程序的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认为诉讼上的实施权与实体上的实施权存在着相当的区别，他认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一般就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但现实的状况千变万化，随着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二者不一致的情形越来越多，如：破产企业的管理者本不是权利的享有者，但他却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诉讼上的权利与义务；为保护死者的名誉权，死者的近亲属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要求追究侵权者的责任等。因而，他们认为传统的学说应当得到改良，他们将过去绝对意义的管理处分权转换为具有相对意义的诉讼利益，认为只要起诉或应诉的主体具有相对的诉讼利益即可成为适格的诉讼当事人。
三、我国立法的理论选择与犹疑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待当事人的确定这一问题同其他法律问题一样受前苏联影响甚深，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表述是：第一 ，“所谓民事诉讼上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旨在保护民事权益，并能引起民事诉讼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人。”[6]其二认为“当事人是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7]这种表述方式与前苏联的主流观点相类似，例如，在前苏联的通编教材《苏维埃民事诉讼法》中，就指出原告人是指提起诉讼要求保护自己权利或合法利益的人，被告人是假定为有争议的义务主体。[8]在苏维埃《民事诉讼法纲要》第6条则更为清楚的表明，法院审理的案件，不仅依据请求保护自己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而且还可以依据检察长、国家管理机关、工会、企业、集体农庄，其他合作社组织和社会组织以及特定公民提出的保护他人权益的申请。但是不论何种诉讼主体提起诉讼，只有被假定为对争议享有权利的主体，才是民事诉讼的原告。[9]有人将这种当事人担当的学说称之为“利害关系人说”，这种学说一方面力图完善或脱离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另一方面尽可能的去适用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的新的特点，在但究其实质，所谓利害关系人无非是实体法上利害关系人，所以在实际上传统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人即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的观念仍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映在立法上，这种指导思想则更加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案件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第一款就规定：“外国和港澳地区非法人企业的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非法人企业（包括个体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最终是由个体业主或合伙人享有和承担，其诉讼权利和义务也相应地应由他们享有和承担。法律文书上应将个体企业的业主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作为诉讼主体并列为：某某人，某某企业业主；某某人，某某企业合伙人。合伙企业有负责人的，可将其列为诉讼代表人。”再如，1992年颁行的《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也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责任人为当事人。”这些规定都十分清楚的表明了立法者在对待诉讼当事人的确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所持的一般态度，那就是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主体通常就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二者具有无可辩驳的一致性。再者，利害关系人学说还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并且也难以对日新月异的诉讼实践作出准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例如，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非正当的当事人以及代位诉讼的现象。
尽管我国当事人确定问题立法上采取的原则基本上与大陆法系的传统学说相同，但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原告或上诉人的意思对被告或被上诉人的确定有重要而实际的影响，因为有时原告对一个与案件事实毫不相干的主体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时认为不妥，要求原告撤诉或更换当事人，若原告坚持自己的意愿，而法院又不能不予受理，这时原告的意思在客观上对当事人的确定无疑起着决定作用。为此，1984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就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时，应当对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查。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当事人不符合条件的，应当根据民诉法第90条的规定进行更换。通知更换后，不符合条件的原告不愿意退出诉讼的，以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条件的原告全部不愿参加诉讼的，可终结案件的审理。被告不符合条件，原告不同意更换的，裁定驳回起诉。”这种情形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非常普遍，因为“谁是当事人”总是由采取主动的原告一方在未经法院的合法审查之前就确定了的，但“谁是合格的当事人”往往只能在法院进行审理时才能发现，并且法院的处理还需要得到原告的配合。有的学者形象的称这种状况为“非正当的当事人”，并认为这种非正当的当事人的存在对传统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10]
在我国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和实务中还有一种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有一些在实体法上并不具备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在实体法上他们本身并不能成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但在诉讼法上，我们却一直承认“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可以成为诉讼当事人，在实践当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49条就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按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解释，所谓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9）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但实际上我国法律在对待这种偏离传统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理论的做法似乎处于一种犹豫和徘徊的境地，从我们对待个人合伙这一问题上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就可窥见一斑，最高法院在1988年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就曾规定：“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合伙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合伙负责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合伙人人数众多的，可以推举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而在1992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却对同样的问题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从1988年的关于民法通则的解释承认个人合伙可以作为当事人到1991年新的民诉法对这种做法的进一步原则确认，再到1992年最高法院对民诉法的解释改变为以合伙人为当事人，这种制度上的变化不能不说我们的立法者在当事人担当理论上也心存犹疑，我们曾经试图摆脱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与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不加区分的状况，但由于理论研究上的肤浅以及脱离实际，这种脱离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承担者的单纯的诉讼法上的当事人构造还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试探期。
学者发现的所谓的“诉讼代位”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谓“诉讼代位”现象是指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以当事人的资格起诉和应诉。[11]或者说本来不具有法定的实体权利，但是由于法律的某种规定或安排而取得了以自己名义起诉的条件，并且其以自己名义起诉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在涉及未成年人侵权的民事诉讼中，尽管该未成年人无一例外的是合格的当事人，但实际上最终责任的承担者却是未成年人的父母而不是未成年人本人。再如被宣告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在涉及被宣告失踪人的案件中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诉，但最终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也不是代管人本人，而是失踪人。如果这两个例子还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国有企业在诉讼法上享有当事人的地位在我国则是一种极其平常和普通的事，以至于从未有人去怀疑这种安排的合理性。同时，死者的近亲属为维护死者的名誉或荣誉，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目前也屡见不鲜，尽管有人认为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并非仅仅是为维护死者的权益，其潜在的意图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诉讼担当已经与传统的当事人确定原则有着或多或少的区别。还有一类诉讼代位现象，也同样引人入胜，即我们新合同法上规定的代位权制度，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代债务人之位向第三人提起诉讼，从而在诉讼法上取得实施权。这种实体法上的发明对传统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基础——实体法上的利益关系，无疑也是一个打击。[12]
程序独立价值的发现对我国的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我国历来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程序的价值或作用只被局限于是实现实体权益的一种手段，当事人的担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影响，被认为是实体权益的享有者在诉讼中的体现。随着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被进一步从更深层次揭示以及程序独立价值的被发现，[13]学界也逐步认识到程序法中的当事人与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不尽相同，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应当有其独立的内涵。例如，在我国影响最大的一本诉讼法教科书中就认为，“新概念（新的当事人理论）与传统的当事人概念最根本的区别，是承认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可以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而只是纯粹的诉讼当事人。”“一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他们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二是为保护他人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的人，这主要是指对争议民事权益享有管理和支配权的人，如遗嘱执行人，清算组织等。”[14]可见，受程序独立价值发现的影响，我国的当事人担当或当事人确定的理论也在发生变化。
四、传统的偏离与几种特殊的诉讼担当
我国的诉讼当事人确定的理论与实践除以上几个方面外，几种特殊的诉讼担当理论也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有所突破。（一）新兴的经济公益诉讼理论。所谓的经济公益诉讼，实际上一开始也并非诉讼法学界的创造，而是从事实体法研究的学者，尤其是研究经济法的学者针对经济法所保护的权益大多都是公益性的权益，其权益的享有者并非确定的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而是社会的整体这一特点而提出来的，由于社会公益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权利义务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显，所以这种诉讼理念在国内还鲜为人知。但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整体公益性权益的重视，面对北京的黄沙肆虐，渤海湾的赤潮汹涌，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都市中的昏黄天空，我们难道不可以用诉讼的方式去遏制那些侵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吗？但是应当由谁来提起诉讼，或者说谁才是真正的适格的原告，不能不令我们细细斟酌。倡导者们认为应当由一个能够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团体担此重任，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诉讼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又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了。（二）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担当。关于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担当原告的诉讼，由来已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实际上并非民事实体法上合法的权利的享有者，国家和集体才是真正的权利人，因此人民检察院在此种情形下的诉讼担当实际上与传统的诉讼实践和理念不同，而是扮演了一种法律拟制的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的形象。（三）股东权益诉讼。公司的利益是股东、债权人和职工利益赖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在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公司的机关应当及时行使诉权，通过诉讼挽回损失。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公司机关的组成人员就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人，或者不是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人，但却与侵权人朋比为奸，这就必然造成公司诉权行使之懈怠。[15]股东诉权就是对公司诉权无人行使的情况下赋予股东担当对公司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在此种情况下，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行使诉权时，公司的股东即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股东诉权自英国而肇始，其他诸如日本、德、法等国也纷起效仿。[16]我国《公司法》第111条亦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尽管该规定不尽完善，屡遭学者质疑，但无论如何股东诉权制度终归在中国的实体法上得到了确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公司股东抛开公司这一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直接以自己名义行使诉权，这种现象对我国的诉讼当事人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启迪。
五、现行当事人担当理论之反思与创新
从以上对民事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的一个简要回顾以及对我国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的原则或理论具有以下特点：1、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的理论传承前苏联的衣钵，力图突破传统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与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不分的弊病。[17]新概念更加欣赏英美法系的纯粹的诉讼法上的当事人的构造，并试图用“利害关系”这一带有中间性（它一方面强调与传统的实体和程序不分的理论不同，另一方面又强调程序和实体的联系。）的模糊性的术语来囊括诉讼实践中出现的新的当事人担当的现象。但对“利害关系”这一术语的准确性和包容性学界本身也有不同的声音，[18]并且随着新的诉讼实践的发展，这一理论日益捉襟见肘。2、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还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界与立法界以及实务界存在相当隔阂。理论界力图有所创新，而立法界则犹疑不定，一方面接受了理论界提出的“其他组织”可以成为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另一方面在对待合伙组织的态度上又全部接受了传统的大陆法系的思想。对于一些新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例如，股东诉权、代位诉讼、非正当的当事人等，立法界和实务界又未经理论界的及时总结就匆匆做出了结论。而在实务界，他们一般都从实体法上的规定来判断诉讼法上的担当，有的则干脆不知所措，对中国的诉讼当事人确定感到一片茫然。这种理论界、立法界以及实务界的不一致，使我们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和实践处于进退之间，准确的论证和完备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的研究已迫在眉睫。3、便利诉讼的思想在当事人担当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理论界和立法界，将“其他组织”确定为诉讼法上的适格的当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便利诉讼的考虑，因为将“其他组织”的投资人列为当事人，诉讼的进程将会十分繁琐。在实务界还有一种便利的思想，他们往往喜欢把多余的与案件无关的人拉进诉讼，一方面出于管辖的考虑，有的时候是出于执行的方便。例如，在广东几乎所有的涉及来料加工的企业参加的诉讼中，来料加工方与外方都被列为当事人。在一些银行借款的案件中，银行总是喜欢将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各方的投资人或股东一块告上法庭等。
总结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的诉讼当事人确定的原则或者是诉讼当事人担当的理论需考虑以下几点：1、 “无利益即无诉讼”，当事人与争议的标的应当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利益，有时哪怕是一种假想的利益，这是我们确定当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英美法系的所谓纯粹的诉讼当事人理论与我国的传统观念不符，而且抛弃对诉讼当事人是否适格的审查，也容易引起滥讼现象，与我国司法效率的理念背道而驰。这是一般标准。2、有时这种利益并非是直接的实体法上的利益（可以是一种间接的利益），有时甚至根本不用具有利益，这时我们考虑的可能是诉讼效率的价值[19]或出于社会公益的考虑（如，经过登记的领取牌照的“其他组织”可以成为适格的当事人，检察院可以代表国家进行诉讼）。这是特殊标准。3、非正当的当事人现象也应当考虑。这是补充标准。或认为，所谓的一般标准——特殊标准——补充标准的观点更象是几个毫不相干的标准的松散组合，不具备理论通常所具有的高度归纳性，但笔者认为正是飞速发展的诉讼实践让我们难以找到一个能全面包容的标准来确定现实中的适格的当事人，而这种看似松散的组合正是我们多样化的诉讼现实的反映。
六、余论
限于篇幅，本文对一些特殊的诉讼当事人担当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涉及的某些介绍只是为了佐证本文追求的论题。对于集团诉讼、第三人参加的诉讼本文更是丝毫没有涉及，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以上问题对诉讼当事人的确定没有重要意义。当然，本文的论点大多是出于诉讼实践的考量，理论上的归纳难谓周延，还望各位同仁指正。
注释：
[日]福永有利著，《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错》（上），青林书院，第34页。
[6]、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7]、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8]、[苏]A.A.多勃罗沃里斯基著，《苏维埃民事诉讼法》，第56页。
[9]、陈刚著，《社会主义民事诉讼法简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0]、王强义，《非正当的当事人及其更换》，载《法学研究》。
[11]、马新彦，《诉讼代位制度初探》，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
[12]、张卫平著，《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13]、江伟、刘荣军，《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诉讼法论丛》第3卷。
[14]、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15]、刘俊海，《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载《商事论集》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6]、肖建华著，《当事人问题研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17]、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18]、张晋红著，《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9]、张家慧，刘远生，《意大利民事诉讼制度研析》，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法院1949年审判工作总结和该院组织机构及工作概况报告的批示
1950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法院：
你院七个月以来审判工作的总结报告，经本院各部门转辗传阅，故未早复。接到你们的这份总结报告后，后来又在《新建设》上看到你院王斐然院长在北大法学院所作的演讲稿“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两者作比较来看，在关于“审判工作的特点”和“审判工作的两个基本认识”上无论是政策观点和对问题的提法，讲演稿比之所总结较为恰当。例如原总结“两个基本认识”中引证了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人民犯了法……”一段话随即解释为“人民犯法不是阶级本质，而是受了反动派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够慎重的。而在讲演稿中则有了改正，这种改正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讲演稿中对原总结所作的一切修正。望将原总结重加整理后，即可为你院内部业务学习材料。现就讲演稿中的个别问题提出两点意见，请参照原总结加以考虑：
第一，关于审判中的民主。讲演稿提到“有些司法人员把‘民主’错认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自然，那种在审判中滥用民主的现象是应该反对、纠正的。但如果因此就承认我们“审判也应该民主”，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因为一切为着人民利益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在我们全部审判活动，你们也是这样做了的。所有这些充分地表明着我们法院的民主的性质。所谓审判的强制性，也是民主的集中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审判活动中应该提倡的有领导的民主。
第二，关于判决的执行。讲演稿提到“若在执行时发现判决不妥当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发现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审判活动中的民主的特色。但“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这句话，似嫌笼统。判决执行是审判的最后结果，这种结果是向诉讼当事人甚至向社会公布宣布了的，那么，如在执行中判决失当而需要改正，这从我们政治责任上说是一件十分慎重的工作，因此，改正判决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我批评检查工作的过程。但应该指出在这种执行时，发现判决失当，必须依照一定的条件经过很慎重的程序，才可以改正原判，否则将会另外发生轻率改判，丧失审判应有的严肃性的种种流弊。关于这种改动原判决的条件和程序，在目前还没有诉讼法做根据的时候，我们认为如发现判决失当，原审机关的责任是迅速报告上级审判机关，在未获上级指示前，不能擅自进行修改原判的工作，这不但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政治责任问题，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

附：北京市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北京市人民法院王斐然院长在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所作的报告
一、组织机构
（一）概况
北京市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分两大工作单位，一个是审判委员会，一个是秘书处。
审判委员会设办公室，下分两个组：一是民事组，下分十一个庭；二是刑事组，下分十个庭。各庭案件在审判前须送组审查，再经由办公室主任秘书核送院长兼审判长作最后决定。院长对一般简单案件，只能审阅判决书（原本），对重大案件，也必须详阅全卷，有时对判决书加以修正，有时则提出意见，发回另作。最近由审判委员会决议：加强“组”的责任，如“组”认为无问题，即可判决宣判，如认为有问题，始送办公室。重大问题得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如此分层负责，可以缩短办案时间，更可培养与提高干部的能力。
审判委员会下更设：（1）调查组，负责案件的实际调查，如即深入民间查访；（2）执行科，下设有①执行排，有排长、政治干事、执行员等，执行过去法警、执达员，庭丁等的职务；②赃证物库；③检验室；④法医；（3）代书处；（4）问事处。
秘书处下面分：（1）干部科，（2）总务科，（3）文书科。
（二）干部情况
现有干部188人，内留用者108人，新参加者28人，自老解放区来的52人（其中10人为学生，有北大同学4人）。
接管时对人员的留用规定相当严格，旧推、检不经改造一律不用，书记官以下得在原岗位学习，旧法警、看守员等不用。旧推、检中虽有洁身自好的人，但由于多年来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其观点、立场、作风均须彻底改造。并且立即留用他们，也必引起人民的怀疑和不满。
审判干部的名称，现在不用“推事”，而用“审判员”。能胜任愉快担任审判工作者不多，所以分为三类：（1）审判员，（2）代理审判员，（3）学习审判员。这样可以广开门路，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批干部来。三类审判员都可在判决书上署名（谁判的案子即写谁的名字），但对外负责，则是审判委员会的事情。从前的“书记官”现改称为“助审员”因为就其工作职务而言，叫“助审员”觉名实相称，而且可以加强其责任心，逐渐提为“审判员”。老解放区“审判员”多从录事、书记员等提拔起来的。
各区前有司法科，现虽无此名称，但各区仍作调解工作，凡经区调解未解决的案件，经判决后由法院将判决书正本送区参考。他们在工作中，也经常向法院要主意，法院对区的调解工作，有指导关系。
（三）组织上的特点
1．加强了宣传教育与研究工作。使人民了解法律、掌握法律、运用法律。
2．加强了干部工作。在过去这一段，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留用人员之学习与思想改造上。绝大多数的留用人员，经过学习、检讨、鉴定、评级评薪，由“试用”而“留用”而成了正式受委任的工作人员了。
3．集体领导。用会议解决问题，特别是对判决加以修改，旧司法人员由于有所谓“独立”的思想，起而极感不便，甚至很不乐意，现在因为认识的提高，则已逐渐习惯。
二、工作概况
（一）简要统计
1．审判案件：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民事案接管141件，新收5110件，已结3114件，未结2137件。刑事案接管497件，新收8451件，已结7968件，未结1980件。共计接管638件，新收13561件，已结11082件，未结4117件。
2．相验案件：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验尸621件，尸体649具，验伤341件。
3．执行排工作：从3月18日到10月底止，送达传票共26289件，从5月12日至10月底止，民事执行案件共收297件，已结161件；刑事执行案件共收1468件（人犯2155名），已执行1433件（2015名）。
4．问事处询问事件，从4月到10月共3853件。
5．代书处代书诉状：从3月18日到10月底共计民事1063件，刑事303件，共计1366件。
6．宣传报导工作：自3月19日到10月底止共发新闻107件（内报导31件，判决68件，司法动态8件）；从9月到10月底共广播6次。
7．看守所：自接管到现在共经手过人犯7494人，现押人犯1998人。
（二）工作改造
1．代书处：使人民直接与法院发生联系，不再受讼棍恶徒的敲诈剥削。代书写状不收费，完全是为人民服务。
2．问事处：也是使人民能直接和法院发生关系，好象医院的门诊部。若是工作做得好，这里就可以解决许多纠纷，不必再进行诉讼。对宣传解释政策法令，也起着相当作用。例如关于房屋租赁问题，问事处把军管会关于房屋问题的布告大字写出张贴起来，对问事的人，详加解释说明，人们的认识，很快趋于正确，心情也安定下来。
3．执行排：过去法庭、执行员、庭丁等都为非作恶，直接欺侮人民。现在旧人大部裁去，先从原有工役中选择少数可靠的组成执行排，施以教育，后更从老解放区学校中调来数十名受过训炼的荣军同志，分别充任看守所的看守员和执行员。过去许多工作制度，例如带差讨保，是为贪污敲诈造机会的，现在交保多请保人直接到法院来，更尽量减少形式主义（可有可无）的具保。
4．刑事组：现行值日制度，使当事人可与审判员当天见面，而把案件尽速解决。
5．集体审判：把法庭变作讲坛，通过这一方式，使政策、法令更易为人民大家所了解。
6．巡回审判：由审判员去就地审判案件，一则容易进行调查研究，再则更可节省民力。
7．大胆负责：例如赃证物库从前无人敢负责管理，致存物糟糙，如面粉有霉硬成块的，自行车带有一触即破的。现在我们对旧存赃证物分期清理，解缴市库，而对于新案，则尽可能用其他方法来避免收存实物。
（附）看守所的改进
看守所现在是法院的组成部分，与刑事组密切结合。它对被押人有了解情况供给审判员和施以初步教育的任务。看守员经常和被押人谈话，观察他们的思想行动，荣军充任看守员更起着带头作用。
短期徒刑是否必须用监狱执行，或是可以就在看守所执行，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三个月的短期徒刑，已在看守所拘押了二个月，是否必须移送监狱？
看守所现在工作重心，是对于“惯窃”的改造。东北哈尔滨法院对惯窃问题曾加详细研究，认为他们是畸形社会所造成的，而具有下列特点：（1）无劳动习惯和生产技术；（2）有偷盗技能；（3）生活腐化；（4）意识无赖（他们常说“监狱是家、窑子是妈”）；（5）人生观是“无期官司零碎打”（作案时准备坐监，在监时准备出去偷窃）。对于他们应该施以至少一年以上的改造教育。短期拘禁，对他们本身，对于社会人民，都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采用了出外集体劳动的办法，有的更准许他们讨保具结，“回家执行”就是晚上回家住宿，白天到所吃饭，外出集体劳动生产，但所参加学习、检讨会。集体劳动可收相互督促竞赛，共同改造思想的效果。现在我们对惯窃的判刑，在一年以上（不超过二年）。这办法似乎只是治标，因为只有发展生产，才是治本的办法，但是把一些惯窃，关起来进行劳动生产，这对于治本（发展生产）就是有帮助的。而且把一些惯窃培养出劳动习惯与生产能力，这就是治本办法之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治标治本是一致的，只谈治本而用短期徒刑，不负责对惯窃进行彻底有效的改造是不妥当的。
看守所现在的主要缺点是：（1）房屋不够用，（2）干部思想不明确，对押犯也有讲“民主”，（3）对被押人犯的分析工作作得不够。今后的改进应该是：（1）扩充建筑，主要是加添生产设备，（2）另设短期徒刑执行部，（3）所内设立就审法庭，（4）加强对于犯人的控制，应增加照相、指纹等工作；（5）加强研究工作，如统计工作等。
现在看守所的组织，设所长、副所长，下分总务、管教、生产等三课；和秘书、医务二室。
略谈审判工作
一、现在审判工作的特点
1．保护国家独立自主：否定了帝国主义过去的特权，经我们审判过的，有外侨为当事人的案件，他们一律须服从我国法律。现在大城市一解放，外侨众多，过去正是帝国主义行使特权的地方，所以对于外侨案件更须注意。在处理每一案件中，我们应该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更应该把守法的外侨和非法分子区别开来；制裁非法分子，正是要争取其他外侨，使每个外侨都服从我国的法律。我们决不是排外。所以在处理案件时，必须冷静慎重，防止盲目的左倾情绪滋生。
2．掌握政策：现在成文法还不多，审判时主要靠掌握政策。我们应该根据总的路线、纲领、政策、布告、决议等。当我们初进城市，有人有“无法可司”之感，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政策，必为人民所拥护，因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我们更须与政府的中心工作相结合相配合，如镇压匪特、稳定金融、制裁恶霸、取缔奸商等。都是密切与政府结合、配合而进行的。
3．为人民服务：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于工作方法上如何便利人民，例如问事处，代书处，巡回审判，看守所，执行排的工作。
4．积极主动：我们不仅做审判工作，我们更重视秘书处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两方面是相互配合的。在审判时我们应该和各部门主动地取得联系，例如劳资、房屋、婚姻……等案件便与各有关部门互相商讨。我们不只坐在办公室里，而应该深入民间去查访。判决内容不只限于刑罚或赔偿，也可以表扬，以及认错，道歉、赔礼等等。我们着重于问题的解决，而不专重形式。有的案件的判决书用大字书写张贴出去，更可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二、在审判工作中应加强两个认识
审判工作需要两个基本认识：（一）法庭究竟是什么？（二）在审判中究竟如何掌握政策？
（一）法庭是统治阶级统治敌对阶级的工具，此理人皆知之，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会有偏差。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内曾说过：“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司法工作者必须将此段文字熟悉。审判应该分清内外和敌友。三敌四友应划分清楚。对人民中间的纠纷和人民的敌人，在处理上应该有所区别，有的干部，对民主专政认识不清，错认“公平”是超阶级的，这是没有领会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两段话，为了引起我们的深切注意，有照本宣读一遍的必要。这两段话是：“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作过的那样。
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罢，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有些司法工作人员把“民主”认错了，以为审判也应该民主，一切须由审判员与当事人协商。他们忘记了审判是应该具有强制性的。我们应该多采用说服的方法，但说服不等于协商。无论在民事或刑事案件，审判应该是为了保护对的一方面，保证审判能达到贯彻政策的目的，就必须有强制性。要实现合乎广大群众最大利益的政策，而要求人民政府没有强制性，这就等于要人民政府在顽抗者面前陷于无能。
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我们应该注意两点：（1）在下判决时应考虑到执行中的一些问题；（2）加强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工作。若是在执行时发现判决有不妥当之处，应该从改正判决着手，而不应使执行打折扣。
（二）审判需要掌握政策，这是大家知道的，但在很多案件中，我们事实上不能掌握政策，这是由于我们只看到具体事实，而不知道怎样去和政策联系。这个联系须靠我们对于总的政策的认识。案件虽小，它必须一直联系到总的政策上去。当我们在审判案件时，往往是只顾眼前的具体事实，而忽略或忘记把握总的政策。所以审判工作者每判决一个案件时，都要深思熟虑合乎具体政策吗？合乎总的政策吗？怎样区别合与不合呢？我以为应当是这样，这样判合乎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吗？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或至少没有害处吗？
干部不能掌握政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1）受了狭隘的群众观点的限制，只看见眼前的人，而忽视了更大的事情，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便是如此。如对盗窃的无原则的宽大和对房客的房租问题，总觉少缴更好。可是这样做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便少考虑了。这也是一种恩赐观点，认为在自己手里的当事人总要给他一点好处。（2）只从静止看问题，不知道应该从发展中看问题，只看到当下的情景，不能从全面考虑发展的前途。（3）头脑不够冷静，易于感情用事。如与当事人顶撞了几句，把自己的威信（实际上是个人面子）看得太重，则易因触怒而妨碍了冷静地按政策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