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部 公安部


林业部、公安部关于森林案件管辖范围及森林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暂行规定

1986年8月20日，林业部、公安部

前言
为贯彻执行1985年6月20日林业部、公安部《关于盗伐滥伐森林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后有关问题的通知》，现将森林案件管辖范围及森林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暂行规定如下：

一、林业公安机关管辖刑法规定的下列森林案件
（一）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案（第一百二十八条）；
（二）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案（第一百二十八条）；
（三）破坏生产案中违反保护森林法规，故意毁坏林木、苗木的案件（第一百二十五条）；
（四）盗窃案中盗窃木材生产过程中木材的案件（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
（五）抢夺案中抢夺木材生产过程中木材的案件（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
（六）抢劫案中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及抢劫木材生产过程中木材的案件（第一百五十条）；
（七）放火案中故意放火烧毁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案件（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
（八）失火案中过失烧毁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案件（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
（九）伪造、倒卖票证案中伪造、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和木材运输证的案件（第一百二十条）；
（十）投机倒把案中倒卖国家统配木材，非法经营木材或者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情节严重的案件（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
（十一）违法狩猎案（第一百三十条）。
未建立林业公安机关的地方，上述案件由地方公安机关管辖。

二、森林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一）盗伐林木案。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林区立案起点为1立方米至5立方米，幼树50株至250株；非林区立案起点为0．5立方米至2．5立方米，幼树25株至125株，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盗伐林木，林区在20立方米以上，幼树1000株以上；非林区在10立方米以上，幼树500株以上，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为重大案件；林区在100立方米以上，幼树5000株以上；非林区在50立方米以上，幼树2500株以上，或者相当于上述损失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二）滥伐林木案。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林区立案起点为5立方米至20立方米，幼树250株至1000株；非林区立案起点为2．5立方米至10立方米，幼树125株至500株。林区在40立方米以上，幼树2000株以上；非林区在20立方米以上，幼树1000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林区在200立方米以上，幼树10000株以上，非林区在100立方米以上，幼树5000株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三）破坏集体生产案。故意毁坏林木、苗林，直接经济损失2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损失2000元以上的为重大案件；损失10000元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无法用经济价值计算的，应视其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别立案。
（四）盗窃、抢夺木材案，以及抢劫林木、木材案，执行公安部关于盗窃案、抢夺案、抢劫案的立案标准。
（五）放火毁林案。凡放火烧毁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都应当立案，其中烧毁森林20亩以上，或者损失1000元以上，以及致人重伤、死亡的为重大案件；烧毁森林200亩以上，或者损失10000元以上，以及致死数人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六）失火毁林案。失火烧毁森林或者其他林木10亩以上，或者损失折款500元以上，以及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当立案；1000亩以上，或者损失折款50000元以上，以及死亡3人以上、死伤5人以上的为重大案件；10000亩以上，或者损失折款50万元以上，以及死亡10人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七）伪造、倒卖木材经营证件案。以营利为目的，伪造或者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木材运输证，数额10立方米以上，或者非法获利5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数额100立方米以上，或者非法获利5000元以上的为重大案件；数额500立方米以上，或者非法获利20000元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八）投机倒把案。在林区非法经营木材，倒卖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数额在10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金额30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非法经营数额50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金额30000元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非法经营数额200000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金额100000元以上的为特别重大案件。
（九）违法狩猎案。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捕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应当立案；情节特别严重的，立为重大或者特别重大案件。

三、其他有关问题
（一）林区与非林区的划分，执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二）盗伐、滥伐林木案的立案起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林业主管部门分别在本规定第二部分第一、第二项幅度内，结合本地具体情况确定。
（三）盗伐、滥伐竹林或者其他竹子的立案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林业主管部门，根据竹子的经济价值，参照盗伐、滥伐林木案的立案标准确定。
（四）破坏防护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珍贵树木和自然保护区森林的，应当从严掌握；具体立案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林业主管部门确定。
（五）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执行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的规定；具体立案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和林业主管部门确定。
（六）对木材需要折价计算的，国家有规定价格的，按国家规定价格；国家没有规定价格的，按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或者市场价格计算；进入流通领域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实际销售价格低于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价格的，按国家或者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计算。
（七）森林火灾经济损失，根据烧毁林木的立木蓄积数量，以每立方米50元折算。
（八）本规定中的“以上”，包括本数在内。
（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本地森林案件的具体立案标准，应报公安部、林业部备案。
（十）森林刑事案件的报告制度的统计办法，另行规定。


民事审判中如何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王刚 周文星


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诉讼调解不仅具有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的功能，而且在倡导“和为贵”的中庸文化氛围中为争议当事人重新架设交流的平台，化干戈为玉帛，变冤家为朋友，真正消除矛盾。作为诉讼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诉讼效益，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文着重谈谈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一、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第88条规定，调解应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必须是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调解和判决都是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都是案件审结方式之一，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判决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重要职权，它立足于明辨是非，定纷止争，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对维护司法的权威，保障群众合法利益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而调解是我国司法的优良传统，它有利于调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防止纠纷的蔓延扩大，符合我们“和为贵”的民族心理，对提高诉讼效率，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独特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判决和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处理案件的两种手段，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治基础上，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服务的，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的明显区别是调解结案是在当事人双方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的，不是运用国家强制力的结果。而判决则集中体现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和法院依法制裁的权威性。判决可以上诉，而调解不得上诉。二者法律文书的送达方式生效标志也不同，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其生效标志只能是当事人自愿接受送达，它不适用于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而判决书的送达可以多样化，无论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都将产生法律效力。
二、如何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一）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第9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我们要继续发扬调解这个优良传统，多做思想工作和法律宣传工作，“晓之以理，喻之以法，动之以情”，实践证明，调解是当前促进建设和谐社会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当然，我们主张多做些调解工作，并不是说“调解万能”，也不是要求每个案件都必须调解结案，而是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解不成，应当及时判决。调解和判决都是审判活动的两种结果。当事人能达成协议并签收调解书后，审判活动便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当事人达不成协议或者又反悔的，说明调解工作已行不通，就应当及时判决。
（二）克服“久调不决”和“一判了事”两种倾向。我们在进行民事审判时，在抓好调解的同时，也要抓好及时判决。司法实践中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调解率，甚至把调解结案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审判人员工作好坏的标准。这就导致了有些办案人员对部分案件一调再调，久调不决，影响处理案件的及时性，成了大量案件积压的原因之一。另一种倾向是能调不调，一判事了。认为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责任分明，没有必要做调解工作，再调解是自找麻烦，画蛇添足，这也是对当事人不负责任的态度，又是不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体现。
（三）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调解还是判决，因当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审判实践和有关法律规定以下案件在适用调解时应有所明显区别：
1、应特别强调调解的几类案件：（1）对涉及面大、影响面广、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有集体上访或闹事苗头的案件应多做调解疏导工作。例如：农村承包案件，包括土地、山林、水利、果园、鱼塘等承包。这些案件涉及的人员多，情况复杂，如果处理不当，硬性判决很容易引起群众上访、闹事，甚至械斗，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安定团结。对这些案件我们要尽可能的多做调解工作、思想教育工作、法制宣传工作，尽量调解结案，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这类案件的社会效益。（2）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如婚姻、抚养、抚育、赡养等，对这些案件的处理要特别强调调解的问题。（3）在社会体制转型中新类型案件和政策界限不明或政策性较强的案件。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也应多做调解工作，不宜轻易用判决下结论。（4）对有些事实难以查清的案件。尽管调解判决都要以事实为依据，要求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但毕竟有些案件的事实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难以查清。在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的效果要好的多。
2、不宜多调解应侧重于判决的案件有以下几种：（1）一方当事人明显无理，表面愿意调解，实际为拖延时间，对这类案件应当少调解，及时判决以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对当事人请求差别悬殊或消极应诉难以传到庭的案件也应及时判决。（3）当事人不愿接受调解的不宜勉强，应适时判决。（4）当事人一方有倒闭、撤销或者长期外出可能的案件，为避免以后当事人无法到庭应诉或者抽逃资金转移财产，不宜过多调解，以争取结案时间，便于将来执行。
3、不适用调解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了6类案件不适用调解：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对这类案件无需多言，不再进行调解。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对诉讼过程发现涉及犯罪行为的更不得调解，应当按照“两高一部”的通知，将案件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三、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原则是人民法院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关系的基本指针
调解与判决都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争议的方式，两者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总体上讲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决不可对某一种结案方式采取“过热”或“过冷”的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确立了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的基本原则，指出“既要切实解决重判决、轻调解导致的不愿调、不会调的问题，又要防止因片面追求调解率带来的违法调、强迫调的问题，坚决防止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的发生”。 调解和判决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两者相辅相成，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过于贬抑一方或褒扬一方的做法，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带来不利的后果。只有因案而异，因势利导，“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合理地运用判决或调解方式结案，才真正符合立法本意，案件处理也才能取得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