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上诉不加刑（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是第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它是世界普遍采用的一种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是在理论上与实践中尚存缺陷，而这些缺陷易导致众多变相加刑的现象，使这一原则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理论基础存在争议，对其适用范围更是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应当予以完善而不是废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杜绝变相加刑。



【关键词】上诉、上诉不加刑、被告人、理论基础、适用范围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our country’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it is a common principle all over the world. I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problems about this principle. It goes against the trial supervision procedure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that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ppeal is weakened and it comes be invain. Therefore,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should be perfected. This paper tries to do the work and suggests that the principle of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should be adopted in our judicial practice, and any aggravating punishment that against the law must be prohibited.



Key words: Appeal, 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 defendant, The base of Theory, The Range of Practice


前言
上诉不加刑（No Aggravating Punishment on Defendants from Appeals）是第二审程序的特殊原则，它是从“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中引申出来的，该原则的本质和基本含义是，对于只有为被告人利益请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的判决不得将被告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它最早见于19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种体现。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515条规定，“审理被告人或民事负责人的上诉时，法院不得使上诉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8条规定，“仅由被告人，或者为他的利益由检察院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提出了上诉的时候，对于被声明不服的判决在法律对行为的处分种类、刑度方面不允许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402条规定，“对被告人的上诉，禁止变更为不利，不得宣告重于原判决的处罚。”前苏联《刑事诉讼法典》第370条规定，“原判决如果是按照被判刑人的上诉理由而被撤消的，人民法院第二次所判处的刑罚不能重于第一次审判所选择刑罚。”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或在司法实践中实际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台湾地区，该原则也被称之为“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法律上的体现。但是，由于第二审案件在案件类型、所判罪名、刑种等一系列问题上具有复杂性，加上刑事诉讼法对上诉不加刑这一原则规定得比较简单，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都存在较大的分歧[1]。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上诉不加刑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其规定，对上诉不加刑的要求学界已有详细论述，如“不加刑”的范围、“上诉”的含义、“不加刑”的效力范围等[2]。但是，从理论上看，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乃至理论上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一些方面尚存在缺陷，而这些缺陷易导致众多变相加刑的现象，使这一原则往往流于形式。本文首先通过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历史发展进行简要叙述，阐明上诉不加刑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其次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作些许探讨，并提出个人浅见。
1 历史发展
1.1 在外国的历史发展
上诉不加刑原则最早见于19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种体现。它的目的是使被告人能够毫无顾虑地行使上诉权，保证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不会由于上诉而更加恶劣。这一原则同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中或者不许上诉，或者因上诉而招致更重的刑罚等公开专横的制度相比，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后，大陆法系的国家都先后在本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采用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但英美法系的国家采用这一原则较迟。在英国，直到1907年才通过了一个有关对刑事判决提起上诉的程序的法律，即《1907年刑事上诉法》。该法没有采纳上诉不加刑原则，而是规定：被告人对判决提出上诉时，上诉审法院根据自己对判刑人罪行的评断，不仅可以减轻、而且也可以加重原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但是，历史的进步趋势终究是不可抗拒的。英国《1966年刑事上诉法》和《1968年刑事上诉法》终于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3]。英国人自己写道：“在过去，刑事上诉法院如果认为被告人提出的上诉是无理取闹，则有权予以加刑；但现在法院已不再具有这种权利了，准一有效的威慑因素是，在驳回上诉时，有权命令在对上诉者提出的上诉作出裁定之前上诉者被羁押的时间(或者其中的部分时间)不计算在其刑期之内。”[4]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先后建立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在其刑事诉讼立法中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1922年《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370条便规定：“原判决如果是按照被判刑人的上诉理由而核准撤销的，人民法院第二次审判所判处的刑罚，不能重于第一次审判所选择的刑罚。”1958年的《苏联和备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第46条题为：“上诉审对判刑人不得加重刑罚或适用规定较重罪行的法律”，对上诉不加刑问题作了更为详细和严密的规定。到目前为止除了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都在其刑事诉讼法典申明文规定了或在司法实践中实际采用了上诉不加刑原则。
1.2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中，尚未发现关于上诉不加刑的内容。建国以后，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6年10月《审判程序总结》中规定：“对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如果认为原判处刑显然过轻，而确有加重刑罚必要的时侯，应当用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马锡五副院长曾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在刑事案件审理程序初步总结这一部分内，还提到由被告人或者他的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是否可以加重刑罚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目前是可以加重刑罚。但在加刑的方式上，却以采取由上诉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办法，比较妥当。因为由原审人民法院改判加刑，不但可以更好地考虑当地客观实际情况，而且可以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同时，通过发回重审，还可以收到提高下级人民法院干部政策业务水平的效果。”[5] 1956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由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不直接加重刑罚问题的复函》中，并指出：“苏联方面的经验(指在上诉不加刑方面的经验。——笔者注)，可以供作起草刑事诉讼法时的参考，目前还不宜机械搬用。”1957年，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目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时，有的同志提出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文写上上诉不加刑原则。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赞同者不多，所以未能写上。随后，反右派斗争开始，政法战线受到猛烈冲击，上诉不加刑原则被作为“有利被告”的资产阶级右倾原则受到了批判。[6]在这种左的浪潮中，有的地方法院甚至感到发回原审改判加刑都有些“束手束脚”了，要求允许上诉审法院直接改判加刑。195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刑事审判程序上某些具体问题的临时变通意见》中答复说：“关于被告人或者他的监护人、辩护人、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案件，上诉审人民法院可否直接改判加重刑罚的问题，如果原判处刑显然过轻，确有加重刑罚必要，而案件事实以及为虽则所需要斟酌的一切犯罪情节都完全清楚，证据明确，无须发回原审改判时，也可以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而由上诉审人人民法院自行改判。”195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作了一个同样的批复。1963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时又有同志提出应采纳上诉不加刑原则，但由于当时“左”的空气相当浓厚，这一意见又被否决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把我国的一切法律制度、包括很不健全的刑事诉讼制度都糟蹋殆尽，所谓“上诉不加刑”问题根本无从谈起。所以，从建国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公布的三十年间，我国司法实践基本上没有采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是采取上诉可以加刑的做法。这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少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刑事诉讼法的制定重获契机。从1979年初开始，国家立法机关抓紧进行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几个法律草案的修订工作。在讨论、修订刑事诉讼法草案的过程中，对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能否加刑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对这一原则有赞同也有不赞同的，但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惨痛教训，经过充分讨论，反复衡量比较，权衡利弊得失，“上诉不加刑”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刑事诉讼法终于在第137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样，上诉不加刑原则终于在我国得以确立，这实在是来之不易的。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得以确立以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上诉不加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历尽“艰辛”。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原则，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第1款重新肯定了原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只是在第190条第2款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进行了限制，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为了更好的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中对上诉不加刑的适用范围作了限制，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容后文述)。
1.3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意义
上诉不加刑原则与保障上诉权原则、全面审查原则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一样，是我国刑事诉讼第二审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建国以来刑事诉讼的经验教训表明，这一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没有这一原则，我国刑事诉讼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原则以及第二审的其他三项原则，必然耍受到损害。从历史角度看，鉴于“文化革命”期间林彪、江育反革命集团任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以致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情况，刑事诉讼法确立这项原则，更有其重大意义。具体地讲：
首先，上诉不加刑原则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保证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的贯彻执行，司法实践表明：第二审案件除少数由检察院提起抗诉和自诉人上诉外，绝大多数是由被告人一方的上诉引起的，因此上诉制度和两审终审制度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一方的上诉权能否充分顺利地行使。如果没有上诉不加刑原则，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不仅没有减轻或免除刑罚，反而加重了刑罚，就必然会增加被告一方对上诉人思想顾虑，甚至在一审判决不正确的情况下也不敢上诉，这在客观上会限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同时也使得一审的错误，因为没有上诉而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两审终审制就会流于形式。
其次，有利于促使法院加强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从而杜绝错案的发生。第一审法院如果对被告人量刑过轻，第二审法院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不能改判加重刑罚，就有可能产生轻纵罪犯的结果，为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就必须提高一审办案质量。
第三，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存在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由于上诉不加刑还包含着检察机关同时提出了抗诉的案件不受上诉不加刑限制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抗诉的案件如果原判量刑确属过轻，可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如果检察机关对原判确有错误，量刑过轻的案件没有抗诉，二审法院就不能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可见，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加强检察机关的责任感，促使其发挥监督作用，及时做好对量刑过轻案件抗诉工作。
2 上诉不加刑的尴尬与存废之争
2.1 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理论上的尴尬
首先，上诉不加刑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同时，如果是检察机关抗诉的共同犯罪案件，对检察机关没有提出抗诉的被告人，也不得加重刑罚。也就是说，在有些案件当中，被告人上诉了，就有可能逃避更重的刑罚，没有上诉的被告人就无法享受这样的“优待”。另外，若检察机关只对共同犯罪案件中的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的，没有被抗诉的被告人也有可能享受逃避更重刑罚的“优待”。就这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因为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地。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同时第五条又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两条及我国刑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由前面的举例却可以看出，由于上诉不加刑制度的存在，使得一审量刑太轻亦无法纠正，也就是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这将导致重罪轻判、轻纵犯罪，既不利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罪犯的教育和改造。
其次，它与刑事诉讼法的有错必纠原则相矛盾。刑事诉讼法的所有程序制度都服务于有错必纠原则，而上诉不加刑原则使有错必纠原则在二审当中得不到体现。
再次，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也往往会限入尴尬境地。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的规定来看，在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只适用于只有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或者在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同时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也提出上诉的，则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和第191条规定，下列案件可发回重审：一是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撤消原判，发回重审；二是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诉讼程序的，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最高院的《解释》第257条规定，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被告人的上诉不加刑的权利受到几个方面的威胁：一、检察院的抗诉或自诉人的上诉；二、发回重审后加刑；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后加刑。这样一来，尽管刑事诉讼已经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通过各种途径仍然可加对被告人予以加刑，即“曲线加刑”，使得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名存实亡，形成一种尴尬局面。
2.2 上诉不加刑原则能否废除
鉴于上述问题，关于上诉不加刑的存废问题，理论上也是争论不休。有人提出废除，理由就是上诉不加刑在我国实施将造成尴尬局面；有人提出保留，并建议为了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和有错必纠原则可以对上诉不加刑采取一些变通做法，达到实体真实的目的；还有人提出在完善的基础上保留这一原则。笔者赞成最后一种意见。因为上诉不加刑在我国的确立，如前文所述，本身经历了曲折的一个历史过程，如果简单以目前司法实务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作为理由而主张废除，就显得非常轻率，将是逆流行径，不利于对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上诉不加刑原则可以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上诉的权利，从而有利于被告人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不能因为通向正义的道路充满荆棘而放弃对正义的追求，我们同样不能仅因为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完善而废之。相反，我们要努力完善之，下文将会述及这一问题。
3 上诉不加刑的理论依据及其评价
3.1 上诉不加刑的理论依据
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根据，目前理论界主要的新观点有“控审分离说”、“控辩平衡说” 和“利益权衡说”。
“控审分离说”（又称“不告不理说”）认为“上诉不加刑”是有控审分离这项表示刑事诉讼民主、科学、文明的原则所要求的，即使法律未明文规定，二审法院也应当遵守。其核心含义是，对于未经起诉的案件，法院不能受理和审判，控审必须分离，其次是法院审判必须受诉讼主张的限制，在只有被告人一方提起上诉的情况下，法院是依据要求减轻刑罚之诉进行第二审程序，理所当然不能加重对被告人的处罚。如果二审判决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处罚，就明显超越了诉讼主张的限制，违背了不告不理和控审分离的原则[7]。
“控辩平衡”说认为由于控辩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所以应加强对被告人的特殊保护，使其拥有一些特权以换取实质上的平衡。这是数千年来人们对公平、正义思考的理论结晶[8]。
“利益权衡说”认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许多利益冲突，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等。当这些冲突发生且利益难以兼得时，就应该采取“利益权衡”原则，“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选其轻”。上诉不加刑原则正是这种“利益权衡原则”在立法上运用的产物，其坚持了程序上的人权保障而放弃了个案刑罚权的行使，是以牺牲个别真实为代价而谋求普遍的真实，是对实体与程序、惩罚与保障等冲突利益权衡的结果[9]。
3.2 理论评价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修正）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8月3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1994年8月3日公布施行 根据1997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五条 环境保护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
第六条 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推广无污染或者少污染、资源和能源消耗低、综合利用率高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发展环境保护产业，开展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科技交流。
第七条 各级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司法行政、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舆论监督，普及环境保护科学和环境保护法律知识，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第八条 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对有关部门的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有专（兼）职人员管理环境保护工作。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环境标准，参与制定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经济、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措施，并监督实施。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订环境保护地方标准。
（二）制订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规划。管理环境统计和环境信息工作。
（三）监督管理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防治，实施环境管理制度，按权限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四）统一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自然保护工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全省的自然保护区区划、规划工作，向省人民政府提出新建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审意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生态环境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
（五）负责管理环境监测和环境监理工作，组织协调环境科学研究，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推广环境保护新技术；协同有关部门对环境保护产品的质量实行监督。
（六）对本行政区域污染源排污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调查处理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和环境污染事故，调解环境污染纠纷。
第十二条 各级公安、交通、渔政部门，铁路、民航管理部门，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畜牧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实施监督管理。
行业管理部门对本行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各级计划、经贸、财政、税务、金融、物价、科技、能源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企业开展废气、废水、废渣的综合利用和污染综合防治，优先给予支持和保证。

第三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实行目标责任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目标，并将完成情况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环境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评定政府工作成绩的依据之一。
第十五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环境监测网络，实行统一的监测标准和环境监测资格审查制度，加强对全省环境监测工作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数据，是评价环境质量、排污收费、处理污染纠纷等的依据。
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监测机构，经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监测资格考核合格，分别负责本部门和本单位的环境监测工作；受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其监测数据经委托部门核查认可后，也可作为评价环境质量、排污收费、处理污染纠纷等的依据。
对监测数据有争议时，由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仲裁。
第十六条 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实行限期治理。
中央在甘肃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省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人民政府决定；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辖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决定；县（市、区）和县（市、区）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
的限期治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决定。
企业事业单位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单个污染源的限期治理，不影响该单位全面生产经营的，也可以由当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检查验收，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验收结果。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推行污染集中控制和区域性综合防治。

第四章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遵循生态规律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良性循环，使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的增殖和储量相协调。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农业环境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漠化、盐渍化、贫瘠化，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增加使用有机肥，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技术，发展生态农业，实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第二十条 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禁止乱砍滥伐森林，禁止乱批滥占林地和毁林开荒，防止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捕猎、毒杀、采伐、加工、收购、销售国家和本省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合理使用草原，保护草原植被。防止过量放牧，防治草原病虫鼠害。禁止开垦和破坏草原，禁止在荒漠草原、半荒漠草原和沙化地区砍挖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
开采矿产资源应当节约用地。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采矿单位和个人应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等措施予以恢复，防止水土流失。
第二十一条 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其他设施，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或者责令其停产、搬迁。
第二十二条 保护并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维护河流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防止地面沉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禁止围垦河流、湖泊。
禁止向水体排放、倾倒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以及废渣和其他废弃物。
第二十三条 加强饮用水源保护，禁止在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建设有污染的生产设施，禁止从事对饮用水源有污染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利用工业废水、城市污水进行灌溉的，其水质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县级以上农业部门要定期监测用于灌溉的污水水质、土壤和农产品，采取措施防止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被污染。
第二十五条 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发展煤气、太阳能、风能、集中供热、热电联产，推广使用型煤，建设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城市道路、供水、园林、绿地、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和管理。

第五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二十六条 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推行清洁生产，执行清洁生产的技术经济政策和评价标准，把消除污染、改善环境、节约资源和综合利用作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采取措施防治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实行工业污染的全
过程控制。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以及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环境保护管理，根据本地资源和环境状况，发展无污染和少污染的行业。严禁生产和经营产生剧毒污染物及放射性的产品。不准从事污染严重以
及噪声、振动严重扰民的工业项目。已建成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整顿、改造或者限期治理。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鉴定新技术、新产品时，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评价新技术、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对达不到环境标准的新技术不予推广，新产品不得生产。
第二十九条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者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当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持证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禁止无证排放。
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等发生重大改变时，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重新申报。
第三十条 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必须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制度。
承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持有环境影响评价证书，按照证书中规定的范围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对评价结果负责。
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自接到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分别在2个月、1个月内予以批复。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准，计划、经贸部门不予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手续，土地管理部门不予办理用地手续，银行不予贷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营业执照。
第三十二条 建设项目在初步设计阶段，必须编制环境保护篇章。凡环境保护篇章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初步设计。
第三十三条 建设项目必须坚持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改建、扩建和进行技术改造的项目，必须对原有的污染源同时进行治理。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建设项目才能投产。
第三十四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排污费，并负责治理。
排污费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征收，地方财政专项管理，按国家规定用于污染的防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作他用。
第三十五条 防治污染物的设施不得擅自停运、拆除或者闲置，确需停运、拆除或者闲置的，必须提前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报后，对于需要暂停运转的，应当在15日内予以批复；对于需要拆除或者闲置的，应当在1个月内予以批复。
第三十六条 各种工业炉窑、民用锅炉、机动车辆及其他排烟装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排放的污染物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七条 凡是超标准排放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影响生活环境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
各种产生噪声、振动的设备和机动车辆，应当安装消声、防振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达到规定的标准。一时难以达到标准的，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行驶或者作业；严重影响生活环境的，应当停业、关闲或者搬迁。
第三十八条 产生放射性废物和废放射源的，必须向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由省放射环境监理机构集中管理和处置。
核设施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
第三十九条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有毒化学物品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物品，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防止污染环境。
第四十条 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对固体废弃物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第四十一条 禁止将产生严重污染的技术、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使用。
禁止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接受和使用产生严重污染的技术和设备。
第四十二条 从国外、境外和省外引进技术、设备、产品，必须遵守国家和本省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产生污染而国内又不能防治的，应当同时引进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
禁止将国外、境外和省外有毒有害废物转移到本省内处置。
第四十三条 排污单位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造成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在事故发生的48小时内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作出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和排放污染物的数量、经济损失和人员受害等情况的初步报告。事故查清后，应当作出事故原因、过程、危害、采取的措施、处理结果、遗留问题和防治措施
等情况的书面报告，并附有关证明文件。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不同情节给予处罚：
（一）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拒报、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三）不按规定缴纳排污费的，除追缴排污费，按日收取1‰的滞纳金外，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四）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办理排污许可证。排放的污染物未超过国家或者本省规定排放标准的，可以并处三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超过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五）不按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
（六）违反规定排放或者倾倒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废渣和其他废弃物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七）将产生严重污染的技术、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八）不具备污染防治能力，接受并使用产生严重污染的技术和设备的，责令改正或者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拒不改正又不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的，责令停止使用或者生产，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九）引进不符合国家和本省环境保护规定的技术、设备的，责令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十）违反规定，将国外或省外的固体废物转移到本省倾倒、堆放、处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十一）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不及时通报、报告或者不立即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因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数据、结论的重大差错，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由负责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评价单位处以评价经费一倍至五倍罚款，并可以吊销环境影响评价证书。
乙级评价证书，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吊销；甲级评价证书，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吊销。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主管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有重大失误或者越权审批的。
（二）未办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手续而擅自批准项目立项的。
（三）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而发给营业执照的。
第四十七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环境保护设计篇章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施工的，除责令停止施工、补办审批手续外，对建设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该单位法定代表人处以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该单位法定代表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污染防治设施没有达到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要求，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停运、拆除或者闲置污染防治设施，使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重新安装、使用，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损失的30％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二十万元；对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主管
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对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倍征收超标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
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责令中央在甘肃的企业事业单位停业、关闭，报国务院批准。
第五十二条 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造成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渔业、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破坏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第五十三条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由省辖市、自治州、地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超过罚款限额的，报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等法律、法规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五条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六条 拒绝、阻挠、妨碍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
第五十七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

（1997年9月29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
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将《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修改如下：
一、将第四十四条第（七）项修改为：“将产生严重污染的技术、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将第四十四条第（十）项修改为：“违反规定，将国外或省外的固体废物转移到本省倾倒、堆放、处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