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不能代替法律 哲学不能代替现实—关于法律解释、规则的不确定性答新月与法盲人（一）

龙城飞将


　　我在与法盲人讨论法律解释、法理与法律的关系时，新月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我欢迎这样的学人，他们是认真地写出文章来讨论问题，而不是如某些自称法学专家又连一个网名都不留下简单地一句“你不懂法学”了事的人。
　　新月的文章是《与飞将先生商榷：再论法律解释》，他真是一个快枪手，我是领教了他的厉害。2009年12月29日凌晨我刚贴出《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关于法官守法、释法、理解法再答法盲人》没多长时间，就在浏览他人博文的时候发现新月有了对我文章的回应。新月与法盲人共同的观点是由于法律规则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法律必然被解释，并且是被法官解释。现在我综合地回应新月与法盲人的一些观点。

一、 法理不能代替法律

　　法理是法律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基础。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法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有宗教的法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又有各自的法理，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法理，不同的文人学者有不同的法理。经过立法程序通过的法理最终上升为法律，供给社会由人们执行。所以，法的运行过程中，不能依法理，而是依法律。尤其是刑事问题，更不能脱离法律的具体规定。以许霆案为例，事实已经查明，没有什么争议。存在争议的是如何适用法律。对此类问题，我国法律早有规定，法无明文不为罪，当事实不清或适用法律不明时有利被告人。然而判决的结果是没有遵从法律的规定，采纳了某些刑法学大师的观点，在法律规定不明的情况下给许霆定了罪。
　　而许多著名的刑法学大师却总是喜欢从法理的角度谈法律问题，在他们那里，法理大于法律，他们的观点大于法律。因而我多次讲到，要防止口治代替了法治。
　　关于法理与法律的关系，我在很多博文中有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二、 规则是不确定的，又是确定的，关键看设定的条件

　　新月同意我的观点：“从总体上来说，法律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事实的，而是针对一类现象”。他指出，正因为法律是指涉一“类”现象，那么很显然就存在一个涵摄的问题，什么样的事实能够被涵摄在某一条法律之下。这个问题就是他在《不确定性》一文中指出的哈特所谓的语言的开放性结构所导致的不确定。由于我们的语言本身存在着“核心部分”和“边缘地带”，因此规则的不确定性几乎是必然存在的。比方说存在这样一条规则，即“任何车辆禁止进入公园”，对于我们而宝马、奔驰、宾利这都是必然包含在这条规则的中的，也就是说这条规则的中的“车辆”的“核心部分”很明确的包含了上述车辆，但是问题在于自行车算不算？残障人士的车辆算不算？滑板呢？这些部分就属于这条规则中的“车辆”的边缘部分，我们不能直接作出判断，也就导致了规则的不确定性。法官只要确定最后的判决，就必然要对这个条款中的“车辆”作出解释。
　　举这样的案例显然是是远远在脱离实际，有点咬文嚼字。首先要清楚法官为什么要判决，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其次，要在此时界定何为这里的“任何车辆”，比如公园的工作用车是否包含在内，是仅指机动车，还是包含残疾人的车。若是包含残疾人的车，是不是在禁止残疾人入内。若是该残障人士与公园发生矛盾，公园不让进，是不是应当按照合同法规定对格式合同一方作出不利的解释，即应当让残疾人的车入内？第三、是谁制定的这个规则？这个规则的法律效力层级如何，它与其它相关的法律规则有没有冲突？它的立法目的与立法原则是什么？把这些搞清楚了，哈特的问题才有意义。
　　在这里，新月是用哲学代替了法理学，用法理学代替民法学，用民法学代替刑法学。任何事物都存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这是哲学。规则存在不确定性，这是法理学。公园禁止任何车辆进入，这是民法学。我们讨论的刑法学，刑法的法律，他却举一个公园不让车辆进入的例子。
　　在刑法司法领域，所有的司法人员都应当严格地执行法律，不能以规则的不确定为由而违反法律。刑罚法定的核心内容就是，不能以规则不够确定不够明确而任意地解释法律以对事实不清或适法不明的犯罪嫌疑人处以刑罚。我国的刑法和刑诉法早就对此有明文规定，不得定罪量刑。所以，新月列举的事例属民法学范围，不适用于要剥夺人们自由甚至生命的刑法学。
　　当然，即使是在刑法领域，规则也是变化着的，这是人们的共识。比如过去我们国家有投机倒把罪，现在这条罪名早已被取消，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交易买卖一定是低买高卖，而投机倒把罪把正常的市场行为定义为罪，与国家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相违背，因而被立法机关在97刑法中取消。这条罪名存在时国家立法的目的就是以刑法的方式阻止私人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于哈特所讲的规则的“核心部分”和“边缘地带”。以我国刑法第232条为例，“故意杀人的，处……”。显然这种情况并不包括法官判决一个依据刑法应当判决死刑的决定的行为，亦不包括行刑人员对死刑犯的行刑。即使哈特所讲的公园不准进入车辆的规则能够说明在民事行为中规则不确定的情况，也不能由此套用到刑法领域。
　　规则是不确定的，又是确定的，关键看设定的条件。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企图以此来阐明一个“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道理，即世间万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就象江河在不停地流动一样。所以，从哲学的观点看，规则永远是变化着的。许多规则原先没有，后来有了，甚至增补了。许多规则，原先曾发挥重要作用，后来却随规则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地消失了。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段内，规则又是稳固的。这就如同生物的寿命，神龟长寿可达千年，但庄稼却是一年一季甚至两季。但即使是长寿的神龟，与宇宙的天体变化相比，又是如同白驹过隙，非常短暂。但无论哪个事物，无论其寿命是长是短，总有一个稳定的存续时间。不能因为从长远看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否定在局部、在短的时间内事物又是相对稳定的这条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长远的、宏观的变化的事物是由短时间内微观的具体的存在构成的。

三、 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观点是空洞的

　　新月引用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观点说，法律体系中的错综复杂同样会导致规则的不确定性。对于什么是一条完整的规则，什么样的规则适合这样的一个案件，这实际上是不确定的，没有一个唯一正解。换句话说，对于同一个案件的事实很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规则可以适用，同时这规则本身也也可能发生冲突。
这是哲学味道非常浓的一段话，若没有一定的哲学底功恐怕还不一定能读懂。现在我来试着分析这段哲学化的规则理论。
　　首先，“什么是一条完整的规则……实际上是不确定的”这个命题并不十分准确。
　　一条规则至少存在如哈特所言之“核心部分”，不确定的只可能是其“边缘地带”。从逻辑学上讲，概念分为内涵和外延两个侧面，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本质特有的属性的总和。例如“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包括：他是阶级社会中所特有的政治实体，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由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组成的暴力统治机器，等等。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范围。例如，“国家“的外延就是指古今中外的一切国家。
　　哈特的“核心部分”类似逻辑学上的内涵，“边缘部分”类似逻辑学上的外延。一般情况下，定义了一个概念的内涵，同时也就决定了其外延，这是推理过程的演绎法。全部穷尽了一类事物的各类，也就定义了一个概念的内涵，这是推理过程的归纳法。人们认识事物需要一个过程，对概念的深化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分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这两个侧面。所以说，哈特的“核心部分”和“边缘部分”是一个逐步深化、明晰的过程。
　　以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的定义为例：“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这里，概念的内涵已经明确，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为犯罪。外延为该法条所列举的刑事犯罪的几种大类，符合犯罪的定义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虽然属于犯罪的定义但从外延上把它分离了出去。把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分离出犯罪行为的外延就是对其“边缘部分”的明晰。
　　实际上，刑法的这个定义从语义学的角度看是有语病的。如果换一种表示的方法，也许定义会更精确、更简洁一些：“一切（严重）危害……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在刑事司法领域，法律对这种现象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早有了一套处理的方法。这就是，对此“核心部分”和“边缘部分”有了新的认识时，从慎重、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对事实不清和法律适用不明的案件不定罪处罚。但可以总结此类案例，通过立法程序把新的认为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而不能任意由法官个人去解释法律。
　　其次，“什么样的规则适合这样的一个案件，实际上是不确定的，没有一个唯一正解”的命题也不能成立。
　　仍以我国刑法第232条为例，“故意杀人的，处……”。凡是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就适用于这条法律，若是由于过失或伤害而造成被害人死亡就不适合于这条规则。在这里，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故意杀人”的真凶，即查明案件的事实。故意杀人的事实就适用于刑法第232条，在这种情况下，案件与法律规则之间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并不是“没有一个唯一正解”。
　　再次，命题“对于同一个案件的事实很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规则可以适用”禁不住推敲。
　　首先这个命题本身不够自信，其表述是“可能存在”。若细究下去，同样可以存在“可能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的情况。用“可能”去表述一种绝对的要去肯定或否定的情况，显然没有说服力。接下来，我们去寻找不同规则适用于同一案件事实的情况。仍以我国刑法第232条为例，不可能一会做了规定，一会又有另外的刑法来否定它。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制定的法律十分糟糕，立法技术十分落后。
　　所以说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观点是空洞的，没有任何现实指导意义。

四、 规则冲突或法律冲突不是规则不确定的原因，亦不是法官应当解释法律或任意适用法律的理由

　　新月指出，“这规则本身也可能发生冲突”，是对的。由于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同立法主体、不同时间内所制定的法可能会有冲突，但刑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此时若再发生规则的冲突只能怪法律条文的人起草人太马虎，参加立法表决的人大代表们太不负责任，没发现彼此冲突。
　　实际上，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在法学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并不是一个新鲜问题，国际法非常典型的就是解决法律冲突问题。我国在很长时间内不了解如何处理法律冲突，但也在实践当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这体现在立法法颁布之前有一些决定规定解决现在当中出现的法律冲突问题。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颁布之后，我国国内的法律冲突问题从理论上到法律规定上基本得到解决，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解决。主要的表现是，遇到一个案件，当事人双方往往会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这样就存在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许多法官在选择适用法律的时候不是根据立法法规定的原则处理法律冲突，他首先选用的是离自己最近的规定，比如省市一级审判会议的内部规定，再向上是两高的司法解释，再向上才直接适用法律。法官这样做是他的利益使然 。正确的法律适应应当是小法服从大法，下位法服从上位法。但法官实际适用法律时极有可能是直接适用下位法，而不理会上位法，更不理会《立法法》关于法律冲突的规定。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换句话说，法官总是在根据自己的利益取向决定是根据《立法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还是不管《立法法》直接适用某条法律规则。
　　下面是一个真实的案件。深圳Ａ公司1997年以其物业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第二年该公司又将其部分物业租赁给Ｂ公司，第三年因Ａ公司还不起银行贷款，抵押物被拍卖给Ｃ公司。与三年之前相比，市场租金已经涨了许多，且Ｃ公司想收回物业，就要清Ｂ公司出场。Ｂ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
Ｂ公司的理由是，买卖不破租赁，这是我国《担保法》、《合同法》与民事经济行为约定俗成的，《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Ｃ公司的理由是，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6条：“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Ｂ公司抗辩说，第一，《立法法》规定小法服从大法，应当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二，《立法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但法官并不理会它的抗辩，在判决书也不说明理由，直接判它败诉。Ｂ公司上诉二审法官仍是维持原判。最后Ｂ公司损失了许多钱财被强制清出所租赁的场所。此举在租赁界曾引起极大的震动，法律规定保护租赁关系，但实际司法活动却不依法保护，对于承租人的稳定经营有极大的影响 。
　　由于立法的原因，比如不同时间、不同立法主体、不同的法律内容等导致规则冲突或法律冲突是经常存在的，有时甚至可以说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是立法的目标。立法的目标一定是要寻求一致性、减少法律冲突。同时，规则与法律的冲突不是规则不确定的原因，亦不是法官应当解释法律或任意适用法律的理由。

2009-12-31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
对新时期下中国检察制度的
内涵、特色、优越性及其如何完善的新思考

袁向民

[主 题 词]：检察制度 内涵 特色 优越性


[内容摘要]：近几年来，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政法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削弱甚至取消法律监督的言论和观点，有些人对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等问题提出质疑。它与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强化法律监督的呼声和党中央把强化法律监督作为司法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精神形成强烈反差。检察机关自恢复重建以来，已在风雨中走过了三十个春秋，三十年既是检察机关职能与制度日益完善的历程，也是检察机关为我党执政保驾护航的历史，更表明了在世界日新月异的今天，检察制度作为专政工具之一已成为我国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正向国人展示着自己的魅力。我国设立法律监督机关是由国体、政体、国情及制度传统决定的，它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宪政制度下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以保证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客观要求，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是科学、合理的，应朝着强化的方向予以改革完善，而不是削弱或取消。本文试从我国检察制度的内涵入手，对新时期下其特有的性质其及优越性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证明我国的检察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如何在新时期下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好检察权。
一、中国检察制度的内涵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检察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当政治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的内在动力就会促动政治变革，以适应其发展的需要。政治服务于经济，政治的好坏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一个制度的存在与需要，必定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存在，在经济基础的作用下，形成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考证我国检察制度的内涵，必须在我国社会制度的框架内去考量才能从中把握内涵和正确理解。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是我国检察制度的根本特征，这是我国检察制度与其他类型社会制度下的检察制度的根本区别。
当前，我国的经济仍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其它经济成份是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有益补充。多种经济成份虽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存，但在总量上并没有超过公有制经济，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和运作的上层建筑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性质，它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特征、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部分。我国检察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我国现阶段处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来看，它不仅要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内形成和完善，也必须在这个大前提下按照社会主义本质与要求去运作，形成自身特有的外部结构，通过检察权功能的外化，形成了自身的内涵与运作规律。既使在检察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其它类型检察制度的有益经验与做法，它也是我国检察制度满足社会主义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一句话，只要社会主义在中国存在，那么，我国的检察制度就会姓“社”不姓“资”。
（二）检察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具
国家职能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政权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是由国家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活动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①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具体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政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我国检察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和授权，是在我党领导下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的国家工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
1、对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2、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3、对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4、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5、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以及监狱、看守所和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6、对于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监督。
因此，中国特色检察制度既有打击犯罪为和谐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又具有对社会各类行为矫枉过正，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统一实施和治权的功能。最重要的是用法律监督权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检察制度
建国初期，老一辈领导人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列宁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思想，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检察工作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特别是御史制度的精华，吸收国外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我国的检察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设置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国家的最高检察机关，“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职责”。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逐步建立和健全。从我国检察院的设置、定位和职责看，我国的检察制度在宏观上把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微观上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正如彭真同志讲的那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坚持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运用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
我国检察制度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二是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司法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程序下进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监督的内容一就是要司法者按照法律规定去做，不能任意创设。三是司法者行为出现损害公私利益时，检察机关应在法律规定积极回应，以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纠正司法者的错误行为；四是因其法律监督的性质，我国检察机关履行着批准和决定逮捕、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项职能。所以，我国检察制度既体现了世界各国检察制度的共性，又体现了中国的特殊性，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
二、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
人民检察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我国的检察制度与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司法领域监督权的作用。人民检察院被确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我国检察机关与法律监督存在高度契合。检察机关通过对犯罪的控诉，实现对警察侦查权和法官审判权的双向监督，监督是检察机关与生俱有的固有属性。人民检察院还依法履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检察机关既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监督国家公务员的职务活动。因此，由其承担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是名正言顺的，也是恰如其分的。
为保证法律在全国统一正确地实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实行上级领导下级的体制；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实行检察长统一领导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的决策机制。这些特色，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根植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的实践，与西方国家在“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下建立的检察制度有着根本区别
（一）我国检察机关是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统一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并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行使部分国家权力。这些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这种国家权力结构中，检察机关作为与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在宪政制度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检察机关作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专门行使检察权。
中国检察机关独立的宪法地位，决定了检察制度是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等论著中，对检察机关性质的论述为：“第一，社会主义法制应当是统一的；第二，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就是检察机关，“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就是监视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察长的责任就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②本着这样的指导原则，现行《宪法》第129条和第 13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对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进行专门监督。
检察机关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特定主体，任何其他社会主体都无权行使这一权力，其拥有的各项法律职能，具有明显的法律监督性质。
（三）检察机关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检察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党的领导是检察制度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检察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不仅体现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也更有利于发挥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力量，有利于党在领导检察机关时及时排除各种干扰，确保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应坚决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性，自觉接受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要在工作中坚决正确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保证检察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防止检察业务工作出现偏差。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阻力时，检察机关应及时向党委请示汇报，取得党在政策和策略上的支持，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落实到具体的检察工作实践中去。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实行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和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为检察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三、中国检察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实行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和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为检察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证；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不是单纯的公诉机关，担负着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为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规定了检察机关一系列具体职能，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了必要的手段；明确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强调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检察活动，规定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供了有力保障。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科学和先进的内在品质。
（一）本质上的人民性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是司法的主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人民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司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和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指导思想，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政治上的党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司法的人民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践证明，没有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司法工作便难以顺利开展。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司法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实施，把宪法和法律确定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
（三）公、检、法在工作机制上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西方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区别是，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和要求配置各项司法权力，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行使侦查权，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务和狱政管理工作。这种格局与西方国家实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格局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分工负责是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前提，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是分工负责的保障。
（四）检察机关在系统内实行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体制。各级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察长负责制和检察委员会集体领导制的检察院负责制。
检察系统实行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领导体制，这是宪法第132条第2款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作出的规定。其意义在于保证全国检察机关集中统一行使检察权，从而有效监督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
检察机关的这种上下级领导体制，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也是建国以来检察体制几经变化后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作出的正确选择。实行上下级领导体制，是检察机关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组织保证。③
在检察机关内部，实行的是检察长负责和检察委员会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检察院负责制。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都是检察机关的领导机构，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首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是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检察工作中其他重大问题。在检察委员会制度，将民主集中制引入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既有对检察长的权力限制防止任意扩大的作用，同时，又保证了检察长负责制的权威，赋予检察长有权本院重大问题提交本院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权力。既确保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也是民主集中制在检察机关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