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与“良吏”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古人治国，讲求“王霸兼综”、“德刑并用”、“儒法相辅”；今人治国，讲求“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尽管古代的“家国”概念早已不同于如今的“民主共和国”了，但就其“治国”所采用的指引思想而言，似乎还不能说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治国”吗？总得需要从“说服”和“强制”两方面着手，需要从“立法”和“执法”两方面用功。提及此，难免又让人想到了“良法”与“良吏”的问题，想起了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既然又想到了这些问题，那就不妨干脆将有关内容再重述一遍吧。

一、何谓“良法”？综观中外古今，法至少含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具有“权利”、“公平”、“正义”等富有道德意味的抽象含义。第二、国家机关制定或颁布的具体的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第三、符合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和人类自身特点的社会控制或管理方式。总而括之，从法学家的角度，法应是通过人类理性之光照耀所折射出的反映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实然与应然、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的真实的或虚假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理性之光照耀下，“良法”就是那些能够起到充分尊重人类自身的权利、能够体现社会历史时期的“公平”和“正义”观念、能够引导人人弃恶从善、能够帮助人类充分展现自我、能够对“奴役人、束缚人、压迫人、禁锢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公共权力形成抗衡或制约、能够铲除观念上和制度上对人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的土壤、能够保障对权利受害者及时进行司法救济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能够创造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等功能作用的“法”；反之，则为“恶法”。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恶法属于非法”。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良法”还仅是反映人类对“法”的理想或愿望的成分而已，因为时至今日，现实社会存在的“假、恶、丑”现象仍要求我们必须制定大量的“良法”出来。人类社会立法的过程，不就是要在社会法律的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或制定“良法”并摈弃“恶法”的过程吗？人类社会自身不断的进步，不也是反映“良法”与“恶法”不断斗争、“良法”不断战胜“恶法”的过程吗？

二、何谓“良吏”？在中国古代，“吏”一般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也泛指官吏，“吏治”就是指地方官的作风和成绩。今言“吏”则无他意，借指执行法律或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已。“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也得靠人去执行。什么样的人去执法才好呢？答曰“自然是良吏最好”。那什么又是“良吏”呢？还是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讲的吧。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根据德与才的关系将人分为圣人（即德才兼备者）、君子（即德胜才者）、小人（即才胜德者）、庸人（无德无才者）四类；并且指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按照对人的如此分类，就治国而言，自然是圣人最佳，君子次之，庸人再次之，小人不可用也。但是德才兼备之圣人历代少有；庸人最多，但又误国；小人有才，却又害国；只有君子不害国不误国，可大胆任用也。可见，古人所认可的“良吏”应是圣人和君子，而小人和庸人为官则属于“恶吏”或“庸吏”的范围。今天，我们考察和任用干部或官员的标准自然是更加细化、科学化，但有关被录用或任免人员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仍是衡量我们现代各级官员优劣的最重要尺度。我们所期待的“良吏”不仅要有才，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德。可是，“良吏”又不是写在脸面上的东西，只能通过其具体的做人或做事才能反映出来。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仪器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个人道德品行的优劣或借助某些机遇或条件才能发挥出来的个人能力的大小；而且“时位之移人也”，人的德行或才能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我们怎能保障执法的不是“小人”或“庸人”呢？但我们确实期待着执法之人都应是德才兼备的“良吏”。

三、关于“良吏”生“良法”的问题。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宋代 王安石《提转考课敕词》）；“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宋代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官吏才能保证“善法”得以贯彻执行；官吏能否守法和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福祉，也难怪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官吏之选拔和考核。无独有偶，英国历史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弗兰西斯科•培根曾担任过英国的首席大法官，对“法律”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也有同感。培根认为：再好的法律，如果让拙劣的法官去执行，它也会变得一文不值；相反，即便是法律不健全、不完美，让优秀的法官依据法律的原则或精神并本着自己的良知去断案同样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追古溯今，可以说我们今天制定的各类法律规章不可谓不多矣！有关规定也不能说不具体不详尽矣！然现实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了吗？有多少法律规章的具体明确规定是被执法的官吏曲解和滥用了呢？看来，不是我们制定的法律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吏治”存在问题，就像是“好经”被“坏和尚们”给念歪了一样，难怪我们的领导者要提倡“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若我们所任免的各级官员无德无才，我们制定再多的法律又有什么用呢？若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有了德行和才干的“良吏”，现实中自然会催生出一些符合人性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良法”，现存的已制定的法律也会充分发挥出被公正适用的“良法”作用。

四、关于“良法”出“良吏”的问题。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引自《周公》）。至于为什么立“良法”才能出“良吏”的原因恐怕还是西方的法律思想家从人性的角度说得更为清楚明白些。卢梭曾说过：“人们首要的法则是对自身生存的关怀；人们首要的关怀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怀”（《社会契约论》）。对此，孟德斯鸠说得更为直白些，他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必然产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必然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要想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论法的精神》）。这就是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石。这些思想家的话语无非是强调制度可以限制或约束人性的自私或恶的方面，说明“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的道理。因为执法的官吏并非神明，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为官为吏也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即可养家糊口又可实现自己理想或抱负的职位。如果我们把公共权力交给他们掌管后不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防止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他们从本应该为民掌权谋利的“良吏”一个个蜕变成渎职枉法、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相反，如果我们设计出了良好的制度，制定出了防止权力滥用使权力能够相互制衡的“良法”，任何官员不管其级别有多高、职务有多大，一旦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则必让其受到法律的追究。倘真如此，何愁“良吏”不多也！
看来“良法”与“良吏”的关系的确是一种循环相生、相互为用的辨证关系；不仅是“良吏”能催生出“良法”，而且“良法”更能约束出“良吏”；其中，“良法”为本，“良吏”为末，能够约束“良吏”之“良法”更为本中之本。记得当年英国的培根大法官最终因涉嫌徇情枉法而受到英国议会的审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讲，我可以算是本世纪以来最为清正廉洁的一名法官，但议会对我的此次审判也是本世纪最为公正的一次审判。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人品如培根那样清正廉洁的“良吏”，更多一些像英国那样能够随时限制权力被滥用的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

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政府


长治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治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和驻市各单位：
　　《长治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四月一日

长治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山西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古树，是指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树木。
　　本办法所称名木，是指珍贵稀有树木或者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研究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
　　第四条 古树名木实行分级保护管理。树龄在一千年以上的古树，实施特级保护；树龄在五百年以上不足一千年的古树，实施一级保护；树龄在三百年以上不足五百年的古树，实施二级保护；树龄在一百年以上不足三百年的古树，实施三级保护。
　　名木实行一级保护。
　　第五条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古树名木的认定，经市绿化委员会审查确认后，报市人民政府公布，并报省绿化委员会备案。
　　第六条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坚持以政府保护为主，专业保护与公众保护相结合、定期养护与日常养护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并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八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组织和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以内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与建设、规划、财政、环境保护、文物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第九条 市、县级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学研究成果，普及保护知识，提高保护和管理水平。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古树名木及其管护设施的义务，对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有权制止或者举报。
　　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对在古树名木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对已公布的古树名木设立标志，悬挂保护牌。古树名木标志和保护牌由市绿化委员会统一制定和编号。
　　古树名木保护牌应当标明古树或者名木的中文名称、学名、科名、树龄、保护级别、编号、养护责任单位或者个人等内容。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古树名木标志、保护牌等设施。
　　第十二条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古树名木进行调查登记、鉴定分级、建立档案、设立标志、制定保护措施、确定管护责任。
　　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古树名木生长和管护情况进行检查；对长势濒危的古树名木提出抢救措施，并监督实施。
　　第十三条 编制城乡建设规划应当在古树群周围划定绿线，保护古树群的生长环境和风貌。　　
　　第十四条 古树名木的管护责任，按下列规定承担：
　　（一）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负责管护；
　　（二）铁路、公路两旁，河堤两岸，水库周围等地的古树名木，由铁路、公路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负责管护；
　　（三）城镇住宅小区、居民院落的古树名木，由所有权人负责管护，所有权人可以委托物业管理公司或者专业机构管护；
　　（四）城市街巷、绿地、公园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单位负责管护；
　　（五）林业场圃、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其管理机构负责管护；
　　（六）文物保护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其管理单位负责管护；
　　（七）农村集体所有的古树名木，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负责管护；
　　（八）承包土地上的古树名木，由承包人负责管护；
　　（九）个人所有的古树名木，由个人负责管护。
　　第十五条 古树名木管护费用由管护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负担。管护古树名木确有困难的，可以向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申请补助。
　　市、县级人民政府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专项经费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区域的行政主管部门拨付。
　　第十六条 古树名木的管护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应当按照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规定的管护措施实施养护管理，保障古树名木正常生长。
　　古树名木受到损害或者长势衰弱，管护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应当及时报告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并由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组织抢救、复壮。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对抢救、复壮古树名木所需费用可以适当给予补贴。
　　第十七条 古树名木死亡的，养护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报告辖区所在地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辖区所在地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查明原因和责任后注销档案，经市绿化委员会确认后，及时报省人民政府绿化委员会备案。
　　具有景观、文化、历史等特殊价值的古树名木死亡，经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后，由有关管理单位采取措施处理后予以保留。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未经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死亡的古树名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号码，对公众举报的损害古树名木的违法行为及时查处。
　　第十九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一)刻划钉钉、缠绕绳索、架设电线；
　　(二)攀树、折枝、挖根或剥损树枝、树干、树皮；
　　(三)依树盖房、搭棚或借用树干做支撑物；
　　(四)擅自采摘树叶、果实和种子；
　　(五)距树冠垂直投影5米内挖坑取土、动用明火、排放烟气、倾倒污水污物、堆放危害树木生长的物料、修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六)擅自砍伐、修剪、移植、转让买卖；
　　(七)其他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第二十条 排放废水、废气、废渣危害古树名木生长的，相关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对古树名木造成侵害的，由古树名木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3年5月30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长治市古老稀有和珍贵树木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