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

　　
　　　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９号）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已由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水域、滩涂和国家规定由本省实施渔业监督管理的水域从事养殖、捕捞等渔业生产活动以及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采取措施，加强水域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　　渔业生产实行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渔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渔业科学技术水平。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渔业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建立渔业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监督体系，推行渔业标准化生产，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水生动植物防疫和检疫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组织实施本条例。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渔业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设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下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协助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管理工作。

　　第七条　本省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跨市、县的或者两个以上市、县共同生产作业的渔业水域、滩涂，由共同的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或者由共同的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关的市、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第八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和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章　养殖管理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对水域、滩涂利用的统一规划，会同交通、国土资源、建设、环保、水利、农业、林业、海事等有关部门，制定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防洪、防风等规划相衔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商品鱼生产基地和城市郊区重要养殖水域的保护，划定养殖保护区，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所辖水域、滩涂养殖容量的调查评估，根据养殖区域的自然承载力，确定养殖容量并实施监控和管理。

　　第十一条　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水域、滩涂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　　承包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后，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申请领取养殖证，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注册登记后，发给养殖证。养殖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需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从事养殖的单位和个人需持有养殖证方可申请水产品原产地证书、无公害水产品基地资格等。

　　第十二条　核发养殖证应当符合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规划和区域养殖容量要求，并优先安排以下当地渔业生产者：　　（一）养殖水域、滩涂毗邻所在村、乡（镇）的；　　（二）因渔业产业结构调整从捕捞业转产从事养殖业的；　　（三）因养殖规划调整另行安排养殖场所的。

　　第十三条　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

　　第十四条　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按照养殖证许可使用的范围进行生产；　　（二）合理使用渔药、饵料、饲料、添加剂，并做好使用记录，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渔药、饲料、饵料、添加剂等；　　（三）不得向养殖水域倾倒生产、生活垃圾；　　（四）及时合理处置被污染或者含病原体的水体和病死养殖生物，防止病害传播；　　（五）防止对水域生态系统有危害的养殖品种逃逸。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发展无公害水产品养殖，并加强监督管理。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并协助做好无公害水产品认证。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养殖的水域环境、水质状况、水生生物毒性和疫情等的监控，并对水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养殖品种和方式予以限制。　　养殖水域环境遭到污染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或者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暂时关闭养殖区域。

　　第三章　水产苗种管理

　　第十七条　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生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从事生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在收到申请后三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对不予许可的，必须书面说明理由。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实行分级分类审批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应用良种良法，按照水产苗种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和标准进行生产，建立生产和技术档案。　　生产和销售的水产苗种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销售的水产苗种应当附有质量合格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产苗种质量的监督管理。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生产和销售单位进行苗种质量检测，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生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应对辖区内水产品批发市场、水族馆等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经批准拥有高危水生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第二十一条　进口、出口水产苗种、亲体以及从境外引进水生生物物种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从境外引进的水产苗种、亲体及其他水生生物物种，必须在指定的场所养殖、孵化，需转售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产苗种进口、出口必须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检疫。

　　第四章　捕捞管理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发展远洋捕捞业，并根据渔业资源的可捕量合理安排近海捕捞，严格控制沿岸渔场和江河的捕捞强度。

　　第二十三条　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实行捕捞限额制度。　　毗邻海域捕捞限额的分配方案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国家和省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他江河、湖泊的捕捞限额总量由相关市人民政府确定或协商确定。捕捞限额的分配方法和分配结果必须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严格控制捕捞渔船的数量和功率。新造、改造、进口、购置渔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审批手续。

　　第二十五条　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申领渔业捕捞许可证。　　海洋大型拖网、围网作业以及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的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或者公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捕捞许可证，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其他作业捕捞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

　　第二十六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发给捕捞许可证：　　（一）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二）有渔业船舶登记证书；　　（三）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的捕捞许可证，应当与上级下达的捕捞限额指标相适应。　

　第二十七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休渔期、禁渔区等保护渔业资源的规定和渔船作业规范；不得在航道、锚地设置碍航渔具；禁止在渔业水域倾倒、遗弃副渔获物、渔具。大中型捕捞渔船应当填写渔捞日志，按规定使用船位监控装置。未经批准，不得进入他国管辖水域作业。

　　第二十八条　因养殖、科学研究及其他特殊需要在特定的渔场、渔汛、使用特殊方法捕捞，或者捕捞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苗种、亲体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部门批准。

　　第二十九条　定置作业、采捕小贝类作业以及潜捕作业，不得跨县生产。确需跨县生产的，必须向渔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为其水上作业人员购买人身保险。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开展海上自救互救和船东互保业务。

　　第五章　渔业资源增殖和保护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稀有、濒危、珍贵水生生物资源及其原生地实行重点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渔业水域进行统一规划，采取措施，加强鱼、虾、蟹等水生动物的产卵场、繁殖场、索饵场、洄游通道以及人工鱼礁区等重要渔业水域的保护。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人工增殖放流的监督管理。在渔业资源增殖保护区进行人工增殖放流，应当进行科学评估。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工鱼礁建设和人工鱼礁礁体以及礁区的保护管理。　　人工鱼礁的建设实行规划论证和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单位和个人可以投资兴建准生态型、开放型人工鱼礁。

　　第三十四条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

　　第三十五条　在鱼、虾、蟹等经济水生动物产卵场和洄游通道建闸、筑坝等建设项目及水下开采的，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前应当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渔业环境监测站，纳入全省环境监测网络。其监测数据，可以作为处理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依据。　　在鱼、虾、蟹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和养殖场等重要渔业水体不得新建排污口，已建排污口的应限期治理或搬迁。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调查处理。

　　第三十七条　水工建设、疏航、勘探、爆破、兴建锚地、排污、倾废等不得损害渔业资源。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引导、支持从事捕捞业的渔民和渔业生产经营组织从事水产养殖、休闲渔业或者其他职业，对统一规划转产转业的渔民，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适当补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辖区内渔业水域和渔业资源状况划定游钓等休闲渔业区。　　从事休闲渔业的船舶必须符合相应的安全适航标准，并经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检验登记。未经检验登记的，不得从事休闲渔业经营活动。　　休闲渔业船舶安全适航标准及休闲渔业安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未依法领取养殖证或者超越养殖证许可使用的范围进行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妨碍航运、行洪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渔药、饵料、饲料、添加剂，向养殖水域投放生产、生活垃圾，以及不合理处理被污染或者含病原体的水体和病死养殖生物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销售的水产苗种、亲体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以及未经批准擅自从境外引进水生生物物种的，进口的苗种、亲体未在指定场所养殖孵化或者未经批准转售的，没收非法引进的水生物种、苗种、亲体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捕捞作业规范，在渔业水域倾倒、遗弃副渔获物、渔具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大中型海洋捕捞渔船未按规定填写渔捞日志或者未按规定使用船位监控装置的，责令改正。

　　第四十三条　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因水工建设、疏航、勘探、爆破、兴建锚地、排污、倾废等破坏渔业资源，造成损失的，致害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决定。　　渔业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拒绝、阻碍渔业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核发许可证、分配捕捞限额的；　　（二）不按规定发给养殖证的；　　（三）不按规定公布苗种质量检测结果、捕捞限额分配结果的；　　（四）从事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五）养殖水域遭到重大污染不采取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滥用职权的。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按照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８日广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广东省渔业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孟奇勋


[内容提要]：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不仅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未予以明确规定，在学理上也较少引起关注。然而，这类保护由于此类实际问题（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的存在而不可避免。死者的名誉因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声誉等因素仍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因此对它的法律保护也显得很重要。在实际中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
[关键词]：死者名誉 法律保护 阻却违法事由
　 近几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案件不断传出，比较著名的有海灯法师养子范应莲、王洛宾的儿子、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等。最先提出死者名誉权问题的是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她于1987年起诉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小说的《今晚报》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案件受理后，有关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死者是否有名誉权？最高法院在回复中明确表示：“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权向法院起诉。”对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这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新的课题，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在《解答》之五指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1]
一 、对死者名誉保护的学说
死者的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2]一个人生前追求的好的名誉，在死后能长时间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为人们所仰慕效仿，因此，一个人的名誉并没有因生命的消失而死亡，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保护的依据是什么？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名誉权说。这种观点 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身体权等这种观点被我国一些法院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近亲属基于死者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1988）00字号第52号复函中指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保护。
第二，准名誉权说，此种观点认为死者不能像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身体权，因此不能基于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但为保护死者生前利益，可适当参考胎儿利益的规定，视死者为生存，享有准名誉权，其名誉不容损害。[3]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名誉权，而是由法律创设的，不可由死者享有。
第三，死者遗族利益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的规定，将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延伸到死者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哀思，是生者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光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故其名誉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遗族利益，其近亲属也会因死者名誉的受损而感到愤怒、痛苦抑或不安，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或利益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4]
第四，死者名誉说。此种观点区别了名誉和名誉权的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随自然人的消亡而消亡，而名誉作为社会对某人的评价并不会因其死亡而立即灭失，还可能在社会成员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对死者的名誉也应视以同样的保护。[5]
二、与有关学者的商榷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二种观点都肯定了死者享有民事权利。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也容易导致民法理论的自相矛盾，在法律上，不可能有无主体的权利，死者既然不是权利主体，也就当然不享有名誉权。准名誉权认为死者不具有权利能力，却又享有法律创设的准权利，这本身就有牵强之嫌，也是与主体制度相矛盾的，故无国多数学者不同意此两种主张，死者遗族利益说是我国民法界的主流观点，但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从实践中看，损害死者的名誉与其近亲属的名誉的受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更何况如果死者没有近亲属，就更谈不上对近亲属名誉的影响问题。其次，从举证责任上看，“谁主张，谁举证”，死者遗族必须有充足理由证明自身名誉因此而受损，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也就很难说明被告的侵权行为早成对遗族利益的毁损。而名誉说认为保护的是死者生前利益的延伸，它固然做到了对死者名誉的周全保护，但对死者家属由此造成的损失和社会公益的破坏却缺乏有利的保护措施。
笔者个人认为，死者无人格权，故不存在所谓对死者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的保护。基于死者而产生的人格权纠纷，可分为两个方面来对待：
第一，侵权行为损害死者亲属的利益。此时，权利主体是死者亲属。在学理上，非财产损害依损害行为是否直接触及加以区分．可分为直接的非财产损害与反射的非财产损害，反射的非财产上损害，倘依法得请求赔偿时，赔偿请求权人所请求赔偿的乃是自己所感受的痛苦与损害，而非替他人主张权利。[6]侵害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间接地侵害到死者的亲属，导致了死者亲属的精神痛苦，从而侵犯了死者亲属的人格权。所以，此时法律保护的是死者亲属的人格权，并不是死者本人的人格权。在行使诉讼时，诉权主体也就是死者亲属本人，实体权利主体与诉权主体是统一的，并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难点。最高人民法院(1988)民他字第52号复函及(1990)民他字第30号复函中均认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依法保护，但实际上案件中提起诉讼的又是死者的亲属，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第二，对死者生前人格利益予以侵害的行为可能同时损及社会公共利益，此时，应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而提起权利请求和诉讼主张。这时便涉及行使权利的代表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任何个人，任何机关、组织均可行使；执法机关亦可在其认为必要时主动干预。
总起来说，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质言之，法律对死者“人格”的保护主要是从维护公序良俗及保护现存社会关系参与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两者一方面统一于整体的权利保护体系中，另一方面又有所区别。比如，为社会利益的保护．可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诉权主体的限制；而死者亲属的权利的行使，则可能受到法律规定的期限的限制且只能由权利受到侵害者本人行使。
三、对死者名誉侵害的具体行为
在实践中，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主要表现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两种。
（一）直接方式：即以直接毁损的方式强加与死者尸体，使其物理方面的特征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类行为主观上多为恶意，不仅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也造成对死者名誉的严重损害，主要有以下表现：
1、故意损害尸体。如吉林省深江市某宫姓公民先后两次切割女性尸体的乳房、生殖器，以满足变态的性欲。另外，一些人为泄私愤，将某人的尸体进行当众鞭打，或剥光衣物以示羞辱，都构成对其名誉的侵害。
2、非法利用尸体。某些医院在没有得到死者生前同意或其近亲属同意，利用公安机关委托解剖尸体鉴定之机，进行教学，擅自摘取内脏制作教学标本或是将尸体上的器官高价出售给病患者以谋取私利。
3、盗墓盗尸行为。我国传统认为“入土为安”，因此任何对坟墓进行损坏或盗墓盗尸行为都被视为大忌，对死者的名誉也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死者遗族利益和社会公德。
4、其他的侵害尸体的行为，如非法陈列尸体、殡仪馆错误火化尸体，不准尸体入葬等。
（二）间接方式。即不给尸体以实体的损害，但以抽象的方式造成死者名誉的降低等。主要包括侮辱、诽谤、揭露隐私等行为。
1、侮辱行为。即用暴力或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主要有语言侮辱和文字侮辱。语言侮辱是用语言对尸体进行辱骂，使尸体蒙受耻辱，名声败坏。行为作出一定的姿态表演有辱尸体名声的，也属此列。文字侮辱是通过书写文字、图形对尸体进行的侮辱，如书写、张贴大字报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只有侮辱造成一定影响后，才能认定为侵害受害人名誉的行为。“一定影响”即指影响受害人在公众中的社会评价。
2、 诽谤行为。即因过错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期特点是捏造虚假事实并予以传播，若所言属实，则只能视为批露事实，可能侵害到他人的隐私。对死者的诽谤多表现在对其生平进行造谣生非，影响其社会公众评价。[7]
3、揭露隐私。即揭露死者生前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中的一些不愿为他人所知的事情，造成死者社会评价的降低，一般构成对死者名誉的侵害，但新闻工作者依职权对死者生前进行评价的，不在此列。
四、侵害死者名誉的法律责任
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其责任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返还、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追究责任上应采取特殊诉讼方式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61条规定：“公民死后，其名誉受到侵害，使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其他有关人员受到损害的，受害人可以提起诉讼。”当然在死者没有近亲属时，人民检察院可作为诉讼主体来维护死者名誉。下面对这几种责任方式分别阐述。
（一）停止侵害。死者近亲属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正在进行的侵害。例如对具有诽谤性的书刊正在发行，有权要求停止发行或予以销毁。应当指出的是，停止侵害还包括防止侵害，即阻止某些即将发表或传播的诽谤性作品，此种请求权的行使对防止损害的发生十分必要。
（二）返还。在某些情况下，对尸体名誉的侵害还涉及到对死者身体的损害，死者近亲属得行使返还请求权。有学者认为“公民死之后，其所有的尸体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他人损害以及非法利用该尸体即为侵权。”[8]即把尸体作为一种特定的“继承之物”，它不同于一般财产返还请求。
（三）赔偿损失。非法使用尸体的，应向死者的近亲属进行经济赔偿。非法移植死者器官的，应按移植器官的一般补偿标准进行赔偿。非法利用尸体进行教学、科研的，也应予以赔偿。如果因侵害死者名誉而给死者的近亲属造成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的，应给予近亲属以精神损害赔偿。[9]
（四）恢复名誉。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再成死者生前名誉的毁损，只有令加害人承担恢复名誉之责，才能彻底根除损害名誉的直接后果，在适用这一形式时，应当注意（1）必须证明加害人的行为让死者名誉受损。（2）恢复名誉的具体措施视侵害行为及造成后果来决定。（3）适用应当及时。
（六）赔礼道歉。可采取口头方式，也可用书面形式，刊登于报刊上或张贴有关场所，主要是对死者的一种慰藉，使其受损的名誉得到恢复，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对死者近亲属的安慰。
五、侵害名誉的阻却违法事由
阻却违法事由是指，某些行为虽侵害了死者的名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将其视为一种合法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行为经公民生前同意。即死者生前以遗嘱或其他方式明确作出自愿承担某种损害后果的意思表示。例如公民生前表示死后将遗体用于科学研究事业，其近亲属不得主张返还、恢复原状等。死者生前的同意作为阻却事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死者生前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可以单方声明，或是签订免责合同等，但必须明确表示，不得适用推定。第二，必须是出于资源，凡因欺诈、胁迫、趁人之危、重大误解等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视为同意。第三，行为人的行为必须限定在同意的范围，例如死者生前表示捐献角膜，但行为人却趁机摘除其他器官、组织，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内容真实。指行为人言词的主要内容真实，符合实际。根据德国法，原告要行使恢复名誉的请求权，被告要免除其责任，就不许证明其言词是真实的。[10]在实践中，有关机关或个人基于扬善惩恶，对死者生前事情作客观、公正的评价，只要非恶意散布有损死者的言论，不构成对名誉的侵害。但如果擅自揭露他人隐私或无任何根据而大肆指责他人的道德品行方面的严重问题，则可能发生侵害名誉与侵害隐私的竞合，不能据此作为抗辩事由。
（三）正当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属新闻自由的范畴，它是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死者生前的恶行大加批露，以警示后人，只要主要事实符合客观实际，善意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而非故意地贬损死者的名誉，即使个别细节上稍有失真或遣词造句不当，一般不认定为侵害死者名誉。
注释：[1]参见《人民法院案例》（总第三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版，第97页。
[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
[3]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第134页。
[4]王利明，杨三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5]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第57页。
[6] 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7]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1期，第9页。